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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忙于和各路军阀、国民党官员周旋，夜里灯火下是谢觉哉、彭加伦、朱良才等人的默默操劳。每个人的眼睛都熬出了血丝，但名单上的获救数字在一点一点增长。

这一批批从死牢里捞出来的人中，很多还是十四五岁的少年兵和二十岁不到的年轻战士。他们在祁连山的雪窝子里趴过七天七夜，在马家军的关押点被打断过手脚，在西宁万人坑的边缘眼睁睁看着战友被活埋。但当他们走进南滩街五十四号的大门时，没有一个人哭喊着诉苦。他们多半只是木然地站着，像一块块被风沙吹得千疮百孔的石头。

只有喝上一碗热汤，洗上一把脸，躺在炕上盖上被子之后，这些沉默的石头才会突然裂开缝隙，从缝隙里渗出那些被埋了太久的哽咽。

一个中年女战士在谢觉哉的小屋里突然失控哭了起来。她曾被马家军一个低级军官强行纳为妾室，逃走三次都被抓回毒打。两个月前的深夜趁看守熟睡，她赤脚跑出七十多里地，左肩上还中了一颗流弹。她一路化装成讨饭的农妇、杂货郎的媳妇，躲过无数次检查。

谢觉哉给她倒了一碗水。她双手端住碗，眼泪一颗一颗地跌进水碗里。

“谢老，我们妇女独立团那些人死的死、散的散。被赏给那些大兵做老婆的，有的自尽了，有的跑不出去……我运气好，跑出来了，他们还在火坑里呢。”女战士说到一半说不下去了。

谢觉哉默默写下她的名字，在表格上注明“马匪部逃出”。他用力握了握笔杆说：“你们受苦了。到了这里就安全了。”

这样感伤而艰难的场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反复出现了数百次。时间从初夏流到深秋，再从深秋流到隆冬。到一九三七年底的时候出入账册上的数字已经十分可观：兰州办事处累计接待、中转西路军归队人员超过两千人。

而西安的红军联络处仅一九三七年五月份一个月就营救西路军将士一千二百余人。

如果把所有渠道加起来——周恩来亲自委托马德涵救出的、被国民党军队释放后偷偷跑回来的、被各地群众救助辗转送到办事处的，以及经过多方渠道从青海、张掖、永登、高台沿线陆续归队的人员——扑朔迷离的统计数字给出了一个大概的范围：被营救返回陕北的西路军指战员大约在四千至五千人人之间，主要集中于一九三七年春到一九三八年秋这个时期。

也有人给出更精确的大概数字：战死沙场七千余人，被俘后惨遭杀害五千六百人，被营救回来约四千七百人，另有四千五百人终身流落西北各地、回乡或下落不明。

这是血与铁铸成的数字。每一段数字的背后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一段撕心裂肺的往事。


马德涵终于办完了马麟在西安的最后一件交接，回到了小皮院的家里。他疲惫地坐在板凳上，长长地呼出一口凉气。老伴端上一碗热馄饨，他吃了一口又突然放下筷子，对着碗里升腾的热气看了好一会儿。

张文彬和吴鸿宾隔天晚上来看望老人。临走时，马德涵从床底下翻出一个旧木头匣子打开，里面是一摞叠得方方正正的手绘花鸟画稿。他对两人说：“这是我没事干的时候画的。你们带回延安去，送给周先生看一看吧。”

吴鸿宾接过画匣，问：“马先生，以后要是还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忙，您尽管开口。”

马德涵笑了。他摇摇手里的手杖，声音沙哑：“我算是尽了自己的一份心。国家的事情，你们这些有志向的年轻人去办吧。我老了，能帮上一次忙就知足。”

一九三八年夏天，马德涵带了次子马毅，风尘仆仆地赶到武汉看望周恩来。见面那天，周恩来特意请马德涵吃了顿便饭，席间一再感谢他当年冒死去凉州救人的大义之举。

马德涵的耳朵不太好，交谈时需要凑近些才能听清声音。周恩来注意到了这一点，饭后立刻叫人拿来一副精致的助听器送给了马德涵。马德涵挂在耳朵上试了试，顿时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

临别的晚上，周恩来又托人转交了一件礼物——一条毛毯和一块粗毛呢布料。那是毛泽东特意托周恩来带给马德涵的。

马德涵摩挲着毛毯柔软的绒毛，沉默了很久。他对儿子马毅说：“你记住了，这些人以后是成大事的。我活了七十年，见过太多当官的，没见过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