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威名远扬西南，却因三个难以消除的顾虑，最终不得不走上反叛清廷这一必然道路！
顺治十三年，南明残部仍盘踞两广，京城里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却在琢磨一件大事：把防务最吃紧的云贵交给哪位汉将才能镇得住局面。结果人人都盯上了那位在山海关“引清入关”、又在湘桂连战连胜的平西王吴三桂。分藩镇南，这是安抚与牵制并用的手笔，朝廷自己也明白，这是把重量级的钥匙递给了一个握刀的人。
云南的任命诏书下达于顺治十六年春天。文书里写得干脆——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兵粮饷，“听王便宜行事”。放在中央集权的版图上，这几句话分量惊人：一个地方总督加巡抚合起来的权力，全交到平西王袖里。半年不到，他又收到加衔令：凡贵州军民政务，照样归其节制。隔年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提出边疆裁兵，顺治帝却回了句意味深长的话：“让他自己看着办。”

权力越大，顾虑越大，这是老规矩。吴三桂很清楚，山海关那一刀砍碎了明末忠义的表象，也切断了自己和南明的退路。他在京师留下一子一侄，长子吴应熊顺治九年迎娶固伦荣宪公主，住进海岱门额驸府；心腹胡心水扮作管家，暗地里抄收六部来往奏牍，逢年过节照例上门打点。“进城要花银子，出城更要花心思。”有人听他低声嘟囔过这句，但马上被挥手噤声。

云贵本身并不太平。土司林立，苗寨、僰寨反复起事，缅甸王朝时常越境挑衅。洪承畴南下时给吴三桂留下一条箴言：“让军火始终声息不断，便少有人盯着你的人头。”于是，元江、乌撒、水西接连告急，旗号一打就是几年。账面上看，云贵边隘需要重兵；实际里，动荡恰好成了平西王握兵自重的最佳理由。
兵权要稳，粮饷得跟上。吴三桂在昆明设立特批盐课局，外号“西选”，凡是肯跟王府打交道的商人，都能分到运盐执照。银子大把流进王府，他转身就送出去：四川巡抚袁懋功一到任，箱底多了十万两；贵州巡抚李天浴染病，他派军医送药，又塞进三万两软缎。巡抚们嘴上说“朝廷有恩”，心里却清楚欠的是谁的情。

军镇同样全换自己人。原在辽东的旧部高云升、西北战场退下来的胡国柱，被一一调入云南十镇；贵州提督夏国相、四川总兵郭壮图，也早在松山一役跟随过平西王。这支绿营原本七成汉兵，换将之余旗帜未动，但归属已悄然易手。
中央当然不是没察觉。康熙元年末，吏部商议调贵州巡抚职权扩大，奏折刚递，云南方向就飞来急疏，要求在巡抚敕书后加四字“听王节制”。康熙帝权衡再三，最终批准。自此之后，两广之外，云贵完全成了吴氏的封闭系统：财政、军队、人事一条龙运行，外人插不进。

八年时间，边疆的权宜之计慢慢长出了牙齿。到康熙十二年十一月，昭通驿道上军报火急，云南、贵州、湖南、广西连线骚动。朝臣一摆图板，才发现地图上那片本属“平西王防区”的地方，已被密密麻麻的旧部名字覆盖。中央与地方的博弈，由此进入新的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