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涯在延安期间并未被真正感化，源于他内心深处其实早已有了两个根深蒂固的恶念！
1946年夏天，华北刚进雨季，保密局本部一道加急电报飞抵天津站：副站长缺额，成绩优异的中校可直接递补。电报里没有提名，却像一把锋利小刀，瞬间划开了站内紧绷的空气。
在那年七月的例行晚会上，行动队李涯与情报处陆桥山隔着酒杯相望，谁也没先开口。晋升名额只有一个，他们都自认最符合“优异”二字。站长吴敬中谨慎得很，把电报压了三天，谁也不表态，先看下面怎么动。这种拖延在保密局并不稀奇，制度确立了竞争，却又缺少透明规则，于是暗战往往比公函快。

李涯能站到这个位置，并非靠天津几次小胜，而是更早的延安潜伏经历。青浦特训班毕业，他被派往陕北时不过二十多岁。整风刚刚开始，红区对外来者的审查严到连炊事班都背密语。多数潜伏者两三个月就露馅，他硬是耗了四年，却始终没被思想改造。延安干部后来回忆：“那人太能忍，表面上抄《老三篇》，心里没动半分。”一句闲谈，算是给李涯顽固立场加了注脚。
耐性让他熬到调回城市战，但耐性不等于忠诚。回到天津，李涯发现自己手里的实际资源并不多：行动队要钱、要枪、还要线人，处处得掣肘于情报处。想往上走，只剩一条路——证明对方无能。于是他盯上了正在审查的叛徒袁培林。袁是半成品线人，价值不算高，却握有陆桥山一手布置的联络点。李涯本想一并接收，结果袁逃脱，情报处损失，人却在行动队手里跑了，这一笔糊涂账便被双方反复利用，互相写报告推责。

保密局的例行审查中，还有一项“行动加分”。高风险任务完成越多，考核表里的数字就越好看。李涯等不到副站长评议，干脆主动挑了绑架核物理专家钱思明的任务。可情报处提供的门牌号出错，行动队半夜破门，把留学医师刘闪押回站里。副站长的分还没拿到，天津站却在第二天登上本部黑名单。站长一看苗头不对，赶紧把锅摊给天气、摊给情报网更新不及时，实际上两部之间的互不信任才是最深的漏洞。
值得一提的是，对安全部门来说，叛徒既可能是炸药，也可能是金矿，全看谁来挖。李涯看不惯陆桥山迟疑，干脆让汤四毛先按照原计划发完假报，再在返程路上解决了他。对外宣称“掩护机密”，实际是怕汤四毛掉头投奔南京。几天后，盛乡又因为掌握太多内幕被击毙。短期看，行动干净利索；长远看，可利用的信源被自己亲手毁掉。

就在这段风声鹤唳的日子里，李涯安排人把电话总机搬到办公桌旁，掌握每一条出入线索。他听到机要室主任余则成半夜与一位叫廖三民的人通话，言辞暧昧，却没有立即上报。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想等到关键时刻拿来当筹码，也有人说他怀疑这是一条通向上层的密线，不敢轻举妄动。无论真实意图如何，这一次的犹豫直接保护了余则成——后来事实证明，余正是潜伏在天津站最深的那条暗线。
缺额的评定会议拖到1947年初开场。吴敬中递交的考核表里，李涯的“行动成绩”一栏红得发亮，“资源维护”一栏却写着零分。陆桥山的分值正相反：资源高，行动低。两张表彼此抵消，本部最终不提拔任何人。李涯气急，半夜独坐二楼露台，朋友劝他：“先熬一熬，风过去再说。”他摇头：“熬得越久，手里的筹码越少。”一句话刚落，栏杆突然断裂，整个人摔进冰雪里，当场没有呼声。

保密局随后派人调查，给出的结论是意外。但天津站里心知肚明：那截木栏杆，被人提前锯过。是谁动的手，没有文字记录，亦没有人追查到底。站长更关心另一件事——李涯掌握的窃听记录不知去向，而余则成在半个月后调离天津，档案干干净净。
从制度到个人，本想用“竞争”驱动效率，却把很多中层军官逼进了彼此设套的泥潭。李涯早年在延安未被改造，回到系统里却被同僚的暗手绊倒，讽刺意味不言而喻。天津战场失血的不只有他一条生命，还包括那条本已凋敝的情报网络。解放军进城前夕，保密局统计表显示：天津站仍在使用的联络点不足三成，可动用特工不到五十人。数字冰冷，却把暗战的结局写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