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熊向晖已经63岁了，他从领导的岗位上退下来了，当叶剑英知道后，有点生气地对熊向晖说，你怎么退下来了，怎么也不和我打声招呼？
叶剑英认为，熊向晖的能力强，也比较年轻，不应该退下来，应该再发挥余热，他是想让熊向晖到荣毅仁领导的中信集团担任党组书记兼副董事长的。
一九八二年，熊向晖六十三岁，准备从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
身体确实不给面子，一九六九年那场车祸留下的毛病，阴天犯，劳累也犯。照常理说，到这个年纪，歇一歇，不算过分。
叶剑英听到消息，却不愿意了。叶帅认为熊向晖还不该退，国家正处在用人关口，这样的人放回家，太可惜。
那不是礼貌上的挽留，而是明知一把好刀还利，却眼看着要收进柜子。
那几年，中信刚起步。荣毅仁领着这家公司摸新路，面对的不是旧机关里的熟门熟路，而是融资、外联、引资、制度试探，一步都带着生涩。
改革开放刚把门推开一条缝，外面的风怎么进，进多少，屋里的人心里都没底。
中信需要的不只是懂经济的人，也需要懂政治分寸、懂国际交往、遇事不发慌的人。熊向晖正好踩在这个点上。叶剑英看得很准，他不是让一位老同志“发挥余热”，而是把一把压过风浪的老刀，重新放回了要紧处。许多规则还在试，既不能缩手缩脚，也不能乱闯，熊向晖恰好能把冲劲和稳劲拧到一处。
熊向晖后来进入中信，担任党组书记兼副董事长。
荣毅仁请他出山，并不是礼节性走过场。熊向晖起初并不想答应，旧伤在身，年纪也摆在那里，他觉得该把位置让给年轻人。
荣毅仁却清楚，眼下缺的恰恰不是跑得快的人，而是能稳住局面的人。
熊向晖到任后，参与研究企业党组在新环境里怎样履职，也参与过体现企业自主权的制度意见。那些事听上去没有枪声，没有电报，却一样难。改革刚上路，路边全是坑，走得急了会摔，走得慢了又赶不上趟。只懂旧规矩，容易把事情办死；只懂新鲜词，又可能把方向带偏。
熊向晖的价值，恰好落在这两头之间。
叶剑英为什么非惦记着他？
答案不在一九八二年，而在熊向晖此前几十年的履历里。
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外交工作，一九五四年参加日内瓦会议，一九六一年参与老挝问题国际会议，后来担任中国驻英国代办。
七十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舞台，他也参与其中。
一九七二年，他又出任中国首任驻墨西哥大使。这个人见过闭门谈判，也见过国际场合的唇枪舌剑，知道一句话怎样说才不轻，一步棋怎样落才不冒失。
许多场合，见功夫的不是声调高低，而是能不能把国家立场说清，又不给局面添乱。
一九六九年，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受托研究国际形势，熊向晖负责记录并参与相关报告起草。讨论里有判断，有分歧，有分量极重的取舍，记不准，理不清，后面就会出岔子。熊向晖能被放在这个位置上，说明中央对他的信任早已不是一般层面的器重。
叶剑英后来不愿他早退，心里有账。
他知道熊向晖不是遇上复杂局面就先皱眉的人，也不是只会守着旧本本的人，越是新题难题，越能看出他的底子。
再往前看，熊向晖最特殊的一段经历，仍是隐蔽战线。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他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原本想奔向延安，却接到组织安排，留在长沙，通过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设法进入胡宗南部。
一九三八年，他被胡宗南相中，送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
毕业后，又被带到身边，担任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这个位置不低，离核心很近，诱惑也近。胡宗南信任他，前程像一条铺好的路，顺着走，未必不能高官厚禄。
熊向晖没有走。抗战胜利后，他仍留在胡宗南身边；解放战争中，又把关键情报送到中央。围绕延安和西北战局的重要动向，经他的手传出去，改变的往往不是一场小胜负，而是一大片战场的呼吸。
越靠近权力中心，越考验一个人有没有自己的根，熊向晖没有被热脸和厚待带偏。
毛主席后来称赞熊向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这话不是随口夸大。情报工作最要命的地方，就在于它看不见，却能提前挪开一块巨石。熊向晖不是在枪林弹雨里冲锋，却常常在别人还没察觉危险时，把最致命的消息送到该去的地方。
他的女儿后来谈父亲与胡宗南，说两个人都执着于各自的信念，只是走向不同。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六日，中南海的一场午宴，给这段隐秘岁月揭了盖子。
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人在场，张治中见到熊向晖，还以为他也是“起义”过来的。周总理点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
短短一句，像把多年暗夜拧亮。
熊向晖此前在黑处走了太久，从那天起，身份公开，战场也换了。外交、统战、企业建设，他都走过，走得不轻巧，却一直稳。一个人能从暗处走到台前，再从外交走到改革一线，靠的不是运气，是每一步都没有把自己走丢。
所以，一九八二年叶剑英不愿他退休，根本不是舍不得一个老同事离岗，而是不愿一个仍能办大事的人过早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