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晚年写回忆录，对孙立人有这样的评价：“亲美抗命，做美帝走狗”。完了，又添一句：“卖主求荣的小人，根本算不上民族英雄”。

孙立人随之失去兵权，被强制迁至台中市向上路的一处旧宅软禁。孙立人失去人身自由，经济来源断绝，只得在宅院里种植玫瑰花拿到市场上出售以维持日常开销。

孙立人早前带着美军装备和弗吉尼亚军校的作训理念在台湾推行军事改革，大幅提升了国民党军战斗力。

1954年台湾防务彻底依靠美国后，蒋经国急于在国民党军队内推行政工制度，指派政委监督军官思想。孙立人极力反对政工干涉战术指挥。孙立人的美式背景失去利用价值，反对党军体制的行为直接触怒了国民党最高层。

孙立人在台湾遭遇如此变故，前因可追溯至1942年的缅甸战场。当年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远征军长官部下达撤退指令。

杜聿明绝对服从蒋介石的电报指令，率领数万远征军进入野人山原始森林。杜聿明深知原始森林危机四伏，但杜聿明固守军人服从天职的信条。

数万士兵在毒虫和疫病中倒下，幸存走出野人山的士兵仅剩数千，杜聿明险些把命丢在森林里。孙立人带领新三十八师坚决不进野人山，违抗杜聿明的命令撤退至印度。

孙立人不仅保全了新三十八师的完整建制，还在仁安羌靠一个团的兵力救出七千名被日军围困的英军。孙立人的全身而退与战场扬名，凸显了杜聿明指挥下的惨痛损失。

1946年四平战役期间，杜聿明与孙立人在东北战场再次爆发冲突。孙立人指挥新一军猛攻前线，付出巨大伤亡夺取阵地。杜聿明在战局汇报里却把新一军的战功抹除，仅记录共军主动撤退。

转入追击阶段后，孙立人担忧孤军深入遭遇包围，要求新一军停止前进就地休整。杜聿明立刻发报指责孙立人骄横跋扈不听布署。杜聿明与孙立人多次发生激烈争吵。在杜聿明这种黄埔一期出身的将领思维里，孙立人的战术主张和违抗指令等同于最严重的道德污点。

杜聿明坚守的绝对服从准则，很快招致了现实的惩罚。1948年11月，淮海战役进入决战阶段。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名义上的指挥官是刘峙，实际前线兵权全掌握在杜聿明手中。

11月30日，杜聿明统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近三十万大军撤出徐州，按原计划向西南方向的永城、涡阳退却，意图保全重兵集团的实力。

大军刚刚行军至半途，蒋介石的空投信件和电文便接连到达，强令杜聿明立刻改变既定路线，转向东南方向去解救被重重包围的黄维兵团。

杜聿明手握电报，清楚知晓野战撤退途中随意改变大军建制和行军路线违背基础军事常识。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追击部队就在附近，大军一旦掉头必遭截击。

杜聿明没有像孙立人当年在缅甸那样拒绝执行错误指令。杜聿明长叹一声，下令三十万大军改道。华东野战军迅速完成合围圈，把杜聿明集团三十万兵力死死困在河南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一带。

风雪交加，弹尽粮绝，三十万国民党军在严寒中陷入绝境。1949年1月6日解放军发起总攻。1月10日，国民党军队全线溃散，杜聿明在安徽省萧县张老庄化装潜逃时被解放军战士俘获。

杜聿明满心绝望，押解途中捡起地上的石块猛砸头部企图自尽，被解放军战士及时拦下。杜聿明随后被转送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进入功德林初期，杜聿明常年积累的胃溃疡、肺结核和脊椎结核全面恶化，双腿一度陷入瘫痪状态。杜聿明以为共产党会严惩战犯。

功德林管理所专门派车接送北京的权威医学专家给杜聿明动手术、打石膏。为治愈杜聿明的脊椎结核，管理所耗费巨资从海外采购昂贵的链霉素供杜聿明使用。

共产党的救死扶伤彻底瓦解了杜聿明的心理抵抗意识，杜聿明开始主动配合改造，每天带领战犯同伴缝制衣物，并运用懂机械的知识画图纸制造了一台轧面机。杜聿明在思想汇报里反复反思早年盲从蒋介石发动内战引发的灾难，时常偷偷报怨当初愚昧的选择。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性格即命运。”杜聿明恪守体制内的顺从原则，孙立人坚持西式战术标准，杜孙二人走向了不同的结局。1959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第一批特赦战犯名单，杜聿明的名字列在榜首。

杜聿明重获人身自由，出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晚年在北京致力于整理国民党历史资料，呼吁台湾旧部推动两岸统一。

身在台湾的孙立人持续在台中庭院里种植玫瑰出售，直到1988年蒋经国病逝后才得以解除长达三十三年的软禁。两位抗日名将的苍桑岁月，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宣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