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彭德怀视察福建时下达命令，罗舜初紧急劝阻：彭总，这仗千万不能打呀
1950年4月，从北京西长安街传出的电话把罗舜初的行囊留在了站台——原本他要回湖南主持地方工作，军委却突然决定让这位刚满四十四岁的前四十军军长转去海军。那一年，海军正式挂牌不过三个月，手里只有几艘缴获舰艇和几张苏联顾问的蓝图，连训练课目都还在翻译；急缺的不是舰炮，而是能把诸多零散资源织成体系的参谋头脑。
到任后的第一件事，罗舜初并未急着下海试航，他先把各业务口人员拉到一间简陋会议室，摊开两张纸：一张写着“苏联援助目录”，另一张写着“既有装备状况”。他只问一句，“要打封锁战还是编队战？”会场短暂沉默后，技术处长答“编队战”，计划处却摇头称经费只能撑单舰。正是这场“算账”会议，使后续装备采购的底线清晰——近海作战必须成体系，哪怕省吃俭用也要凑出完整编队。

朝鲜停战的炮声在1953年夏天刚刚散去，精简整编紧接着压向各军种。8月的军委例会上，彭德怀打开预算表，直言一艘苏制驱逐舰近4000万卢布，“买一艘顶得上一整支歼击航空兵团，海军得让一让。”罗舜初没有回避，“两艘起步才能构成互相支援，否则就是单靶子。”会场气氛突紧，最终周恩来裁定：协议已签，该买的还是得买，但训练和维护费用由海军内部消化。自此，“先艇后舰、先近海后远洋”的路线被写进了当年的装备调整方案。
其实，罗舜初坚持的不只是数字游戏，而是对作战样式的执拗。青岛、旅顺、大连三大基地的修造力量当时几乎全靠外援，他硬是在一年内拍板扩建了青岛船坞，把原先只能修拖轮的小厂房改成可检修千吨级登陆舰的综合车间；同时，大连海军学校新设舰艇战术、雷达、潜水器材三系，把从朝鲜战场带回的实战经验系统化。有人开玩笑说：“罗参谋长最爱两件宝，一个是图纸，一个是算盘。”前者管长远，后者盯日常。

进入1954年，台湾海峡局势再度紧张，军委7月下发《保卫领海主权和海上交通若干规定》，强调“未经中央批准，不得擅自对外开火”。这一纸文件后来在前线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955年9月5日，彭德怀率总参、总后、海空军多部门负责人抵达福建前沿岛屿检查战备。当地指挥员用望远镜指着马祖方向焦急地请战，炮兵阵地热浪蒸腾。彭德怀看完观察报告，当即点头示意“可以打”，气氛一瞬间剑拔弩张。
就在炮口即将开启时，罗舜初把文件递了过去，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部队苦练一年，就是为了这一刻；可文件更不能当耳旁风。”陈赓附声提醒文件上还有毛主席的手批。彭德怀翻阅数行，沉吟片刻，转身对炮兵团干部说：“按中央规定执行，不开第一炮。”硝烟被语句扼杀，阵地灯火随之暗了半截，但谁都清楚，这是一次用纪律稳住大局的现场示范。

同年秋天，彭德怀又到华东某岛巡查海岸炮阵地，发现弹药库距炮位不足三十米，拂袖喝问：“谁批的图纸？”他话音刚落，罗舜初在一旁解释，“原图照搬苏联沿海阵地设计，地势差异没校正。”彭德怀沉默良久，转身对负责工程的干部说：“照罗参谋长的意见，搬！”第二天，装药班就在夜色里把弹药库向后移了五十多米，这给后续全国沿岸工事的改建打了样。
数次同高层正面交锋，罗舜初从不喧哗。海军内部曾传一句话：“会开枪的不一定懂船，会懂船的未必敢开口。”罗舜初偏偏两者兼具，也愿为一份白纸黑字的规定护底。这种“拿文件说话”的方式看似古板，却在那个资源紧张、战事未歇的年代，为海军争取了宝贵的成长空间。到1956年底，海军已拥有近200艘主力舰艇和三万余名官兵；青岛、舟山、湛江三大基地相继成型，初步具备近海防御与局部制海能力。

有人统计过，1950年至1955年间，罗舜初在各类军委会议上提出的书面意见超过五百页，其中近半数与经费无关，而是围绕编成、训练、保障、装备技术接口等专业细节。很多建议未必立即被采纳，却在后续文件、条例中留下痕迹。正是这类看似“不讨喜”的琐碎提醒，把一支草创水面舰队拉进了现代军事体系的门槛。
历史不会为任何个人停笔，但它会在某些段落加粗。新中国海军脱胎换骨的关键节点很少与炮声同步，更多时候，是在决策桌旁的几句话、几份纸上墨迹里完成的。罗舜初的名字就写在那些页边空白处，既不张扬，也难以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