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之前的教员，被打压到那种程度，为何不出走。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没有像他那样被欺负的。
一个人最难的，不是顺风时被人拥着往前走，而是在明明看得更清楚、却一次次被冷落时，还能压住心里的火，不把队伍拆散。
遵义会议前的教员，真正让人想不通的地方就在这里：他有能力另起炉灶，却偏偏没有这么做。1927年秋收起义后，原本计划攻打长沙，但前方形势已经很明白，敌强我弱，硬碰硬没有胜算。

教员在文家市作出转向农村、保存力量的决定，后来又经过三湾改编，把一支濒临散乱的队伍重新拧成绳。这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在失败边缘摸出来的活路。
也正因为如此，后来他的处境才更让人憋闷。明明知道红军不能拿有限兵力去硬啃大城市，可当时一些人仍然迷信攻城夺地。
打长沙、打赣州，听起来声势很大，实际消耗却很重。尤其是1932年攻赣州，城防坚固，红军连续作战三十多天，付出伤亡却没有达到目的。
教员反对这种打法，并不是怕打仗，而是心疼部队。红军那点家底，是从一场场恶战、一村一寨的发动中攒出来的。
每一个战士倒下，后面都连着一个家庭。那句“崽卖爷田心不疼”，听着像骂人，其实是把心里的痛和急都说出来了。
更难受的是，他的判断并没有马上被接受。1931年赣南会议以后，他在一些重要工作中的影响被削弱。
1932年宁都会议后，他又离开了前线军事领导岗位。对一个长期在战场和根据地里打滚的人来说，这不只是职务变化，更像是眼睁睁看着队伍走向危险，却插不上手。
身体上的折磨也没有少。长期转战，环境恶劣，疾病缠身，他曾因疟疾病得很重。
人在这种时候最容易想退路：既然这里容不下我，为什么不带一批人走？以他的能力，重新拉队伍并非完全不可能。
可他没有迈出那一步。这就能理解他为什么没有“出走”。
他不是没有委屈，也不是不懂自己的分量，而是知道一旦另拉一支队伍，表面上是证明自己，实际上可能重演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幕。南明晚期就有这样的教训：各路人马都说自己忠义，可彼此不服，互相牵制，最后机会被一寸寸耗尽。
历史最怕的不是一时失利，而是失利之后各算各的账。南明不是没有能臣，也不是没有热血，可内部争名分、争正统、争指挥，外部压力又越来越大，最后越撑越散。
教员读史读得深，他不会看不出这种结局有多危险。所以，遵义会议之前那段日子，他更像是在等一个机会，而不是在等一个台阶。
这个机会不是为了让他个人出气，而是让错误的军事指挥被纠正，让队伍重新回到能活下去、能打下去的路上。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局面才真正开始转向。
遵义会议的重要，不在于某个人一下子“翻身”，而在于红军终于把过去一段时间的教训摆到桌面上。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已经说明机械照搬、硬打硬拼走不通。
会议之后，教员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军事指挥也逐步发生变化。接下来的四渡赤水，就是最好的证明。
1935年1月底到3月下旬，红军几次渡过赤水河，看似来回折返，实际上是在敌军重围中寻找空隙。蒋介石调动大批军队围堵，却总是被红军牵着走。
红军没有硬撞铜墙铁壁，而是用机动和判断把被动局面扭了过来。如果没有前面那些委屈和沉默，也许就没有后来关键时刻的冷静。
真正的指挥能力，不只是敢打，还要知道什么时候不能打；不只是能赢一仗，还要让整支队伍保存下来。四渡赤水后，红军跳出包围，后来巧渡金沙江，长征才有了继续向前的可能。
真正的大局观，不是口头上讲团结，而是在自己最难受的时候仍然不拆台、不分家、不赌气另走一条路。
遵义会议前的坚持，和遵义会议后的转折，其实是一条线：先保住队伍，再纠正方向。一个人能不能成事，关键不只看他顺境里有多强，更要看他逆境里有没有把历史责任扛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