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靠风俗产业每年创收数千亿元，为何中国始终坚持严格打击和禁止性交易行为？
1948年冬，一份《北平社会调查简报》在城里流传：成年女性的二十一人中，竟有一人沦落风尘。
寒风掠过西四牌楼，油灯摇摇欲坠。巷子尽头，“同喜院”门口挂着红灯笼，微弱的光把地上的积雪染得红亮。乡下进城谋生的佟姓少女被拐进屋，门一关，命运便改了向。
她的卖身契摊在桌上，落款写着“死契”，银元数目旁边按着印泥手指印。国民党侦缉队长马三拿着旱烟袋，冲老鸨使个眼色：“底细干净吧？”老鸨掀帘子，丢下一句，“你说呢”，随后便是鞭梢破空。至此，佟家香火仿佛也一并被收走。

北平的窑子有自己的“规矩”：头三月招揽客源，挨打、赊账、还债，全算姑娘的。吃饭分等级，一天若接不到六客，夜里只能啃两个冷馒头。想赎身？六十块大洋起步，还得有人担保。工人尚幼林曾把全部积蓄塞进柜台，却被马三一脚踹出门。
这不是孤例。战乱与通货膨胀让贫困像雾一样笼罩城市，而警宪与青帮、黑帮勾结，形成封闭而牢固的产业链。美国记者甘博在1948年写下：北平妓院密度全国第一，正是这座古都最隐秘又最刺目的创口。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同年11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取缔娼妓命令。很快，旧日红灯被熄灭，十几万妇女被送往收容所体检，青霉素首次大规模用于治疗梅毒。有人还记得检疫所里那句哽咽的道谢：“要不是你们，我真活不到今天。”她们随后接受文化扫盲、缝纫培训，被分配到工厂、医院、福利院，重新书写人生。

镜头切到半个地球外。2002年，德国在经济放缓、财政吃紧的节点通过《卖淫法》，将风俗业从灰色地带拉进税务系统。经营者可以合法开门，顾客付的每一分欧元都能进国库。从柏林到汉堡，新招牌一夜之间亮起，据统计，全国登记在册的从业者迅速攀升到约40万，年产值被估算超过145亿欧元。
有意思的是，法案写得相当周全：年满18岁方可执业，必须定期体检，还可购买医疗与养老保险。纸面上，这是一桩兼顾生计与福利的现代化改革。然而十年不到，街头巷尾却出现新难题——外来人口蜂拥而至，三分之二的“注册”姑娘来自东欧和拉美，许多人手里攥着高利债务或虚假合同。

欧盟警方随后发布风险警示：跨国贩卖链条复燃，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成为主要“输出地”。在慕尼黑火车站，常能见到中介匆匆领着背包女孩下车；在德国西部莱茵河谷，当地社区卫生部门连续多年把梅毒、淋病列为重点监控病种。
一名来自蒂米什瓦拉的女子在法庭上哽咽：“我以为是餐馆服务员，结果护照被扣，每天必须接六个以上。”短短一句话，打碎了当初“自由择业”的光鲜宣传。市场放开的确汇来滚滚税金，却也让弱势群体面临新的枷锁——价格竞争、暴力逼迫、药物依赖，如影随形。
对照旧中国，那些被卖进窑子的乡下姑娘，同样陷在贫困与权力的夹缝。不同的是，1949年后，由国家主导的取缔与改造切断了剥削链条。公安机关关停妓院，卫生部门救治病患，妇联开办缝纫、纺织培训班。这是一场连贯的社会工程，不单是“扫黄”，更是重塑生计。

德国在近二十年里屡次讨论“重新收紧执业许可”，但利益格局已成，回旋余地有限；而中国禁止卖淫的法令自1949年以来始终稳定，成为治安与公共健康的一道底线。由此可见，面对风俗产业，各国法律的侧重点折射了制度取舍：是把身体当成税源，还是当成需要保护的社会单元。
经济账往往简单，社会账却漫长。历史告诉世人，任何政策若忽视底层人群的处境，最终都会在新的问题前陷入被动；相反，当治理把人当作目的而非手段，社会才能真正走向康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