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为选定新中国国旗、国徽和国歌，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亲自和大家一起审查、挑选方案。

当时的工作并不轻松。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设立相关小组，负责研究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
7月14日起，《人民日报》等报纸刊登征集启事，面向国内外征求设计和词谱。截止8月20日，收到国旗提案1902件、图案2992幅，国徽提案112件、图案900幅，国歌提案633件、歌词694首。
这个场面说明，国家标志的诞生，背后有很广泛的社会参与。方案越多，选择越难。
有人从山河版图入手，有人强调历史文化，有人想把工农联盟、革命胜利都画进图案里。可国家标志不能太复杂，不能让人看半天还摸不着头脑。
周恩来总理参与审查时，既要看寓意，也要看能不能推广；既要尊重专家意见，也要考虑普通群众能不能一眼理解。国旗讨论中，曾有带黄河横线的图案受到注意。
这个想法并非没有道理，因为黄河确实承载着中华文明的记忆。但旗面上一道横线，也可能让人联想到分割。

新中国刚刚建立，最需要表达的是团结、完整、共同向前，而不是留下容易误读的空间。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方案，就是在这样的比较中逐渐显出分量。
这个方案最早被编入《国旗参考资料》，编号为“复字第三十二号”。1949年9月23日，第六小组曾就38个精选方案展开讨论；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座谈会，继续听取各方意见。
这幅红地五星图案的好处，在于它没有把含义藏得太深。红色让人想到革命历程，五颗星的关系表达革命人民大团结。
大星和四颗小星相互呼应，画面简洁，识别度高。对一个刚刚诞生的新国家来说，这种清楚、庄重、热烈，比堆满象征符号更有力量。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相关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确定为五星红旗。国歌的选择，另有一番难处。
征集来的作品不少，但一首国歌不能只看旋律是否好听，还要看它是否承载共同记忆。《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民族危亡时期，早已在抗争年代传唱开来。

有人认为歌词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否需要修改，周恩来则主张保留原词，因为那种警醒和奋发的力量不能削弱。1949年9月27日，政协会议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五星红旗升起，《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旗帜和旋律在同一时刻进入人民记忆，这个画面后来成为新中国历史中极重要的一幕。
国徽的确定比国旗、国歌晚一些，这也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国徽要用于国家机关、重要文件和庄严场合，既要能体现国家性质，又要经得起长期使用。
1949年9月25日的座谈会上，国徽方案意见并不统一，后来继续组织设计和审查，没有仓促定案。他认为清华方案综合了多方面优点，还提出稻穗要画得向上挺拔一些。
6月23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国徽图案。国徽最终呈现的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

天安门对应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场景，五星同国旗相连，谷穗和齿轮体现工农基础。它不是简单拼图，而是把国家来路、人民主体和新政权形象合在一个庄重图案中。
从国旗、国歌到国徽，周恩来总理的工作有一个鲜明特点：细。他不是只看最后结果，而是盯着方案含义、图案比例、使用效果和社会接受度。
国旗要能准确制作，国歌要能激励人心，国徽要庄严耐看，这些看似具体的小事，最终都关系国家标志的生命力。这段历史放到今天看，也不是停在课本里的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