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总理宣读国家干部名单，在念到傅作义的名字时，他突然站起来大喊：“毛主席英明!共产党伟大!”那么，傅作义为何会作出这样的反应呢？


那不是给旧人物挂一块漂亮牌子，而是真把一摊国计民生的大事交到他手里。
傅作义这一转身，并非临到一九四九年才仓促决定。
早在一九三八年，抗日局势正紧，毛主席就派人到柳林镇同他商谈抗战。那年秋天，他又遣人前往延安，请求派干部和进步青年到部队里帮忙。几十名干部学生随后进入傅部。
多年以后，傅作义回顾自己的抗日经历，坦言曾受到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鼓励。
战火最会验人，虚情假意站不住脚。那时埋下的，不只是合作的种子，也是一份迟早会发芽的信任。表面看，是几次往来；往深处看，是双方都在用行动回答彼此。
北平和平解放，把这份信任推到了更重的位置。
城里有宫阙街巷，有成千上万的百姓，也有随时可能落下来的炮火。傅作义最终选择谈判，使北平免遭大战。毛主席后来亲笔致信，肯定他在这件事上的功劳。这个评价很重。
因为北平不是一座普通城池，能少打一仗，就少毁一片屋舍，少让无数家庭提心吊胆。
傅作义在这道关口上，没有把路走死。对他而言，这一步也不是轻飘飘地签个字，而是要同旧部、同旧关系、同过去那套路数硬生生掰开。
二月二十二日，他和邓宝珊抵达西柏坡。
夜里，毛主席亲自到住处看望。傅作义当时心里不会完全平静，毕竟前不久还各守阵营，如今却要当面谈后路。毛主席没有摆出胜利者的冷脸，言谈间先把屋里的紧绷气息化开。
接着谈的，全是实事。
起义部队如何安置，绥远局势怎样处理，今后还要跨过哪些坎。毛主席提醒他，军事这一关先过稳，后面的土地改革、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路才不至于越走越窄。
傅作义听完，压在心头的石头落下不少。
回到北平后，他很快发表和平通电，态度已经说得明明白白。话一旦公开讲出，说明心里的天平已经偏向了新路。
毛主席并没有把傅作义只当成“北平功臣”供起来。
绥远问题仍旧棘手，他继续把担子压给傅作义。蒋介石方面还想拉他南下，傅作义没有再摇摆。到九月，董其武等人在绥远宣布起义，数万军政人员转入和平轨道。
北平是一记重锤，绥远则是再落一锤。
傅作义由此证明，自己的选择不是临阵避险，而是真愿意把旧路折断，重新往前走。毛主席看见的，也不只是一次转身，而是他愿不愿意把转身后的路继续走稳。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主席还在琢磨，傅作义往后究竟该放到哪里。
香山谈话时，毛主席问他愿意做什么。傅作义说，搞水利，能直接替百姓办事。邓宝珊也提到，他在绥远主持政务时，曾在河套兴修水利、办理农垦，老百姓记得这份好。
毛主席听出门道，便顺势把话题引到水利工作上。
后来，傅作义被任命为水利部部长，一干就是二十三年。这个岗位一点不清闲，河堤、渠道、灾情、规划，样样都缠人，想敷衍都敷衍不过去。毛主席曾称许他真正钻进了这一行。旧日将领放下枪杆子，转身去盯江河湖泊，这个变化很大。
傅作义自己也很在意这份实权。
有人说，民主人士不过有职无权。他不服，直截了当地回了一句，自己这个部长就是有职有权，部里的同志尊重他，他也尊重大家，事情摊开商量，并没有谁把谁架空。老军人说话不爱绕弯，这番话里有底气，也有感念。因为他看见了，新政权给自己的，不是安慰奖，而是一个还能继续做事的位置。对经历过旧式官场的人来说，这种不拿人当摆设的做法，最能打动人。
毛主席对傅作义的关怀，也不只落在任命书上。
阴历五月初五是他的生日。一九五一年这一天，毛主席特意请华北几位人士一道吃饭。席间气氛轻松，傅作义回来后感叹，毛主席细心得很。
人情有时就藏在这种小地方，不喧哗，却暖得久。政治信任若只写在文件里，终究薄了些；落到饭桌、谈话、平日问候上，才会让人真正记在心里。
周总理待他，同样周到。
一九五七年四月，傅作义在太原突发心脏病，总理马上安排专家前往抢救。
后来他在昆明住院，总理人在外事途中，也不忘请邓颖超去探望。
傅作义病后仍坚持到机场迎送外宾，总理得知后，立即让外交部门免去这类劳累安排。等到他身体实在撑不住，周总理又嘱水电部负责同志定期登门汇报，让他仍能知晓部务，不至于被病痛彻底隔在工作之外。
一九七三年八月，傅作义病情加重，专门医疗小组随即成立。
次年确诊癌症，周总理自己也已病弱，仍亲自前往安慰。四月十八日，傅作义病危，总理再次赶去。昏沉之中，傅作义听见总理转达毛主席的话，说他为和平解放北平立过大功，竟使劲睁开眼，嘴唇轻轻发颤。那一刻，许多旧事大概都涌回来了。
柳林镇的接触，西柏坡的夜谈，香山里的询问，水利部的任命，绥远的托付，几十年像一条长河，终于流到病榻前。
人已经说不出话，眼里却还亮着一点湿润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