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城南有一条窄巷，宽不过六尺，长不过百米。三百多年前，这条小巷的两侧住着两户邻居，一户是当朝大学士的府邸，一户是寻常的吴姓人家。两家本可以为一墙之地打得不可开交，最后却各退三尺。一位身居庙堂的相国，用四句打油诗化解了一场看似无解的邻里官司。这条巷子留到今天，已经不只是一段地基的故事。
 
康熙年间的桐城，是江南有名的文都。张氏一门枝叶繁茂，张英此时正在京中担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是皇帝跟前最信任的汉臣之一。他幼年苦读，二十七岁中举，三十一岁登进士，自康熙十六年入直南书房后，长期参与机要文书的起草。康熙对他评价极高，称他"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这样一位重臣的桐城老宅，自然门第森然，左邻右舍多是当地的望族。张家与吴家相邻，两宅之间原本有一片空地，作为往来通道，时间一久，两家对这块地的归属各执一词。
 
事情的起因，是吴家要翻盖房舍，想把这片夹在两宅之间的空地圈进自家院墙。张家不答应，吴家也不肯让步，双方越争越烈，最后竟把官司打到了县衙。对县令来说，这是一桩极棘手的差事。张家是当朝大学士的本家，吴家也是地方上的殷实门第，两边都不能轻易得罪。县令在堂上踌躇再三，迟迟不下判词。地方上一时议论纷纷，都看着这桩官司怎么收场。张家人按捺不住，写了一封加急家书送往京城，希望张英从朝中出面，给县令递个话，让吴家退让。在他们看来，相府的体面比那几尺地基要紧得多。
 
家书送到张英手中时，他没有像族人期待的那样动用关系。这位在京城签发过无数廷议奏章的老臣，提笔在原信背后批了四句话寄回桐城：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诗写得直白，几乎像顺口溜，却又锋芒不露。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征发民力以亿万计，结果不过两代而亡，而长城还在那里。区区三尺院墙，又何须苦争。张家人读到这首诗，心中的怒气一时不知该往何处放。族中长辈商议之后，决定遵照张英的意思，把自家的院墙主动向后退了三尺。吴家本以为相府会借势压人，没想到对方先让了一步，深受触动，也将自家墙基同样向后退了三尺。两家之间，由此空出了一条六尺宽的小巷。
 
这条小巷后来被桐城人称作六尺巷，巷口立起"礼让"二字的牌坊。一桩邻里争产的纠纷，最终以双方各退一步而化解，本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家事，却因主事者的身份和那首诗而流传开来。值得注意的是，张英并不是只在这一件事上讲谦让。他晚年告老还乡，路上遇见挑柴担担的乡人，也会主动退到路旁让行。他在《聪训斋语》中反复告诫子孙："古人有言，终身让路，不失尺寸。"又说："自古只闻忍与让，足以消无穷之灾悔，未闻忍与让，翻以酿后来之祸患也。"他认为，凡事不要想着占便宜，因为便宜是天下人共争之物，独占便宜的人，必招众怨。失了小便宜，反而能省却大麻烦。
 
这种处世之道，并非张英一人独有。它的根脉，可以追溯得很远。《左传》里就有"让，德之主也"的说法，《论语》开篇即讲"礼之用，和为贵"，孔子又说"君子和而不同"。从先秦到明清，士大夫的家训中反复强调一个"让"字。张英不过是把这条古老的训诫，放在一桩具体的邻里纠纷里走了一遍。他在刑部任职期间，看过大量的卷宗，从中得出一个判断——天下许多大狱要案，往往起于极小的事。一墙之争若不能止住，下一步便是诉讼，再下一步便是结怨，再下一步便是世仇。把火苗按在最小的时候，远比烧成大火再去救要省力。
 
桐城张氏后来出了"父子宰相"。张英之子张廷玉，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代唯一配享太庙的汉臣。张廷玉同样以谦让著称，雍正十一年，他的长子张若霭被钦点为探花，张廷玉再三恳辞，请求把这个名次让给寒门子弟，雍正最终改张若霭为二甲第一，并下诏褒奖。父亲让的是墙，儿子让的是功名。桐城张氏六代翰林，子孙绵延不衰，家中人才辈出，与这份家风分不开。曾国藩晚年在家书中反复推崇张英的《聪训斋语》，认为它"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是他案头常备之书。
 
【主要信源】《清史稿·张英传》，赵尔巽等，中华书局《聪训斋语》，张英，载《笃素堂文集》，清康熙年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