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朱良才主动向中央提出离职申请，毛主席看后给予高度评价：这位干部觉悟真高！
1955年9月的中南海怀仁堂，授衔礼宾的军号刚收声，瘦削的朱良才右袖空荡。那一刻，身边不少同批将领已在为十年后的职务布局做打算，他却悄悄和医官讨论的是“怎样让残臂少发炎”。从巅峰时刻谈及身体顾虑，伏线就此埋下。三年后，他把写得密密麻麻的两页纸交到军委组织局，提出主动让贤——当时他才58岁。
将时间拉回1925年。毛泽东主持的农运讲习所结束后，朱良才带着几本薄册子回到汝城，接连召开夜校。“咱们自己当家。”乡亲记得他常把这四个字写在黑板上。三年后，井冈山主力南下，他被朱德留下整理政务，兼筹武装。缺枪少弹，他转去农户家收集猎枪、铁耙、镰刀，凑出一支千人“赤卫队”。不久，永新再度攻克，城门云梯还在炮火中刚架起，他第一个攀了上去。那次胜利扩大了根据地，也让上级注意到政工干部在战斗动员中的分量。

1930年底的第一次反“围剿”，红三军第9师突击乐安以西，朱良才任政委。激战两昼夜，18师主力被歼。可三次围剿后，敌军火力更猛，他在前沿阵地被弹片削断右臂。土法敷药三月，骨疽未合，他仍回到队伍，专管党支部与后方补充。部队里流传一句玩笑：“胳膊少一只，组织多一层。”不能再端枪，他就把时间都花在整训与建制上，红十五军的骨干名册被他改了七遍，军纪顷刻严明。
长征开始后，他被调到红34师任党委书记。湘江一线的阻击几乎是必死之局，师长陈树湘决心断后，他负责安置师直机关，随后被命令突围。旧伤在贵州盘县猪场复发，周恩来安排担架送往后方。途中，恰遇重伤的贺子珍；医护紧缺，他索性让担架“拼车”，两位伤员一前一后被抬行千里。3月初，他们在雪线下的草地与中央纵队会合，留下了一幅极具象征意义的画面——残袖与纱布，同样闪烁红星徽。

到延安时，他已不再是冲锋的青年，而是党校里讲政治工作的教员。陕北寒夜，他外套纽扣再度崩落，一旁的女学员李开芬递针线给他，“别动，我来。”日后两人并肩去了河西走廊，西路军溃散后，他们把婚礼办在简易救护所，证婚人是同行的卫生队长，礼物是一大包药棉。
抗战时期，他在晋察冀边区主持《战斗导报》和流动戏剧队，战士们笑称他“写文章比端枪还猛”。边区物资匮乏，印刷社缺纸，他干脆教民兵把旧报纸背面刷白再用。就是在那段日子里，他悟出了“枪杆子和笔杆子要一起转”的道理。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新编军区需要安置数以千计的原国民党军医和技术骨干。有人担心隐患，他却在会上拍板：“要人，不能只要口号；要用，就给舞台。”那一次，他以政治部主任身份提出“先培训再分流”方案，许多医学专家后来留在协和、宣武，一批军事译电员被保留到总参。
随着军队大规模院校化、干部年轻化提速，朱良才感到自己旧伤难支，便递交那份离职报告。领导接连挽留，他给出的理由朴素：“枪法不准了，身体跟不上了。”有人劝他至少保留个虚职，他淡淡回一句：“椅子有人坐，比我坐空椅子强。”

离休后，他搬进西郊一处旧公寓，写《井冈山札记》，整理当年的文书和战士回忆，一笔一画地核对姓名，生怕漏了任何牺牲者。稿费常常捐给家乡小学。长女朱庶民曾想留京，他把户口卡塞回女儿手里：“基层也要人，别认准大城市。”孙子退伍后没留部队，在石门镇当了货车司机，邻居们叹服“老上将一点不护犊”。
1989年2月，他走得极安静。追悼会那天，北京的冬雪没能阻挡老战友、老部属和普通读者前来的脚步。黑色挽联掩不住簇簇军功章的光，也印证了那份三十年前的抉择：有时真正的担当，不是继续站在聚光灯下，而是懂得在合适的时候退到台后，让后来者走向前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