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张国华将军率领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三万余人，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在这三万人的队伍里，有1100多女兵。她们主要担负医疗和通信、机要等等保障任务。

这些女兵大多十八九岁，最大的不过三十出头，最小的才十五六岁。她们不是随军家属，是正儿八经的十八军战士，有的是老红军、老八路，有的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还有的是挣脱旧家庭束缚的童养媳。出发前，她们剪去长发，换上军装，背着和男兵一样重的行囊，没人喊过一句苦，没人打过一次退堂鼓。

1950年3月7日，乐山誓师大会上，张国华军长指着青藏高原的方向说：“进军西藏，是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战，是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西藏的神圣使命。”话音刚落，女兵们举着拳头喊口号，声音脆生生的，却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她们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一场比长征更艰难的“天路行军”，要翻越20多座海拔5000米的大雪山，徒步跋涉3000多公里，还要面对缺氧、严寒、饥饿和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

医疗兵李慧英，是上海医学院的毕业生，原本可以留在大城市当医生。她听说部队招女兵进藏，瞒着家人报了名。进藏路上，她背着沉甸甸的药箱，走在队伍最后面，负责收容伤病员。有一次，部队翻越雀儿山，海拔6168米，空气稀薄得让人喘不过气。一名战士高原反应严重，口吐白沫，昏迷不醒。李慧英跪在雪地里，用体温给战士取暖，又拿出仅有的葡萄糖给他注射。她自己冻得嘴唇发紫，手指僵硬，却硬是把战士从鬼门关拉了回来。这样的救援，她一路上经历了无数次，药箱里的药品越来越少，她的信念却越来越坚定。

通信兵王兰，刚满18岁，是个报务员。她背着20多斤重的收发报机，每天跟着先遣队走在最前面，负责传递命令。有一次，部队在草原宿营，突然下起了暴风雪，帐篷被吹跑了，收发报机差点被雪埋了。王兰把机器紧紧抱在怀里，趴在雪地里，用身体护住天线，硬是在零下30多度的低温下，完成了和总部的联络。她的脸和手都冻出了冻疮，却笑着说：“只要机器没事，我这点伤不算什么。”西藏早期的通信网络，就是这些女兵一步一步踩出来的，她们是无名的信息构建者。

机要员汪琦，负责密码通讯，是部队的“眼睛”和“耳朵”。白天，她跟着部队穿行在雪山、冰河之间，晚上，别人都睡了，她还要借着烛光，手摇马达收发电报，破译密码。有一次，她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眼睛都熬红了，手指也磨出了水泡，却不敢有丝毫懈怠。她说：“机要工作，差一个字都可能出大事，我必须保证万无一失。”这些女兵，用青春和热血，保障了部队的指挥畅通，为和平解放西藏立下了汗马功劳。

进藏路上的困难，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粮食不够，她们就挖野菜、抓地鼠、捉麻雀果腹；没有水喝，就融化冰雪；晚上睡觉，几个人挤在一起，互相取暖。有个女兵叫陈英，怀孕了还坚持行军，在途中生下了孩子，大家都叫他“高原宝宝”。孩子出生后，她把孩子托付给当地牧民，自己又跟着部队前进。很多女兵长期在高原生活，落下了心肺、关节方面的慢性病，到老都受病痛折磨，却没人后悔过当初的选择。

1951年10月，部队终于到达拉萨，五星红旗插上了世界屋脊。这些女兵，没有停下脚步，她们有的留在医院救死扶伤，有的在通信站坚守岗位，有的到牧区宣传党的政策，有的在学校教书育人。她们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这片雪域高原，大部分人从此扎根西藏，再也没有离开。

这些女兵，是雪域高原上最美的铿锵玫瑰。她们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和男兵一样的责任；用坚定的信念，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用无私的奉献，诠释了什么是军人的使命和担当。她们的故事，不该被忘记，她们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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