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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那些走完长征，在陕北根据地得到发展的红军主力部队相比，他们的“革命履历”，在纸面上就显得单薄了。

这不是说他们不英勇，不重要。恰恰相反，能在那种环境下坚持下来，个个都是百炼成钢的英雄。

但在1955年那个讲究“排排坐，分果果”的年代，授衔委员会拿着一张张履历表，一项项打分。红军时期的职务，就是白纸黑字的“起评分”。

四野的将军们，起评分普遍是“师级”以上。

三野的将军们，起评分很多是“团级”或者“师级（副）”。

第一局，三野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第二条硬杠-杠，叫“山头”。

这里的“山头”，不是贬义词，而是指解放军在历史上形成的几个大的战略单元。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野、二野、三野、四野、华北军区。

1955年授衔，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要照顾各个“山头”的平衡。

元帅里，朱德是总司令，彭德怀是一野代表，刘伯承是二野代表，陈毅是三野代表，林彪是四野代表，罗荣桓是政工代表，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代表，聂荣臻是华北军...区代表，叶剑英是参谋部代表。

你看，安排得明明白白。

大将也是如此。粟裕是三野的代表，徐海东是红二十五军的代表，黄克诚、谭政是四野的代表，肖劲光是海军的代表……

每个山头，都要有自己的领军人物，在最高军衔里占有一席之地。

这种平衡，往下延伸，就到了上将这一级。

每个野战军，都分到了一定数量的上将名额。

问题就出在这里。三野的名额，并不少。

许世友、叶飞、宋时轮、王建安……这些都是响当当的三野将领，都评了上将。

但你仔细看他们的职务，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许世友，评上将时是山东军区司令员。

叶飞，评上将时是福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宋时轮，评上将时是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

王建安，评上将时是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他们，在1955年的时候，已经不是纯粹的野战部队主官了。

而四野那7位上将呢？

邓华，解放战争时是15兵团司令，授衔时是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

黄永胜，14兵团司令。

刘震，14兵团副司令，后来是空军司令。

韩先楚，12兵团副司令，后来是志愿军副司令。

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解放战争末期和建国初期，都担任了“兵团司令”或“兵团副司令”的职务。

这才是关键中的关键。

在1955年的军衔评定体系里，“兵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级别。

解放战争后期，为了指挥大规模战役，我军在军之上，设立了兵团一级。一个兵团，下辖三到四个军，十几万人。

兵团司令，就是方面军之下，最高一级的军事主官。

按照1952年全军干部评级，兵团司令、政委，就是“准上将”级别。只要没有大的问题，授衔时基本上就是上将。

而军长、军政委，对应的级别是“准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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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再回头看三野和四野的情况。

四野，从东北一路打到海南岛，战线长，兵力多，先后组建了第12、13、14、15四个强大的野战兵团。

这四个兵团的司令、副司令，比如邓华、黄永胜、韩先楚、李天佑、刘震等人，在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锻炼，也牢牢占据了“兵团级”这个高位。

三野呢？

三野也组建过兵团，比如叶飞的第10兵团，宋时轮的第9兵团，陈士榘的第8兵团。

但问题是，解放战争结束后，三野的兵团，命运多舛。

第9兵团，在宋时轮率领下，入朝作战，血战长津湖，打出了国威军威，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伤亡。回国后，部队休整，兵团番号不久后就撤销了。宋时轮本人，调去总高级步兵学校当校长。

第10兵团，叶飞率领，解放了福建。之后，叶飞就地成为福建军区司令，任务是镇守海防，准备解放台湾。兵团番号，也渐渐不再使用。

而像王必成、陶勇这样的悍将，他们在解放战争中，长期担任的是“纵队司令”或“军长”。

比如王必成，他是华野六纵司令，后来是三野七兵团副司令、第24军军长。

陶勇，华野四纵司令，后来是三野九兵团副司令、第23军军长。

看到了吗？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军”这一级。虽然也当过兵团副司令，但“副职”和“正职”，在评级时，权重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就造成了一个尴尬的局面：

四野，有一大批根正苗红的“兵团司令”，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了上将。

三野，虽然也有兵团，但要么是战后撤编了，要么是指挥官转任地方军区，要么就是最能打的军长们，因为没有“兵团司令”的正职履历，而被卡在了中将的门槛上。

这就像一场考试，四野的考生们，都拿着“本科文凭”（兵团级）去考，三野的考生们，很多只有“大专文凭”（军级）。就算你“大专”成绩再好，人家录取线就划在“本科”，你也没办法。

所以，不是三野的名额少，而是三野内部，能满足“兵团司令”这个硬性条件的人，太少了。

上将的名额，给了许世友、叶飞、宋时轮，从山头平衡的角度，已经算是有交代了。


而王必成、陶勇这些一线军长，就只能“委屈”一下，评个中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