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吴玉章亲自写信中央组织部，详细说明李之龙被捕后其实并未叛变党的真实情况！
1924年夏天，珠江边的黄埔岛热浪翻滚，新成立不久的军校迎来第一批学员。这群年轻人中，有个河南小伙子格外醒目——李之龙，22岁，个头不高，目光却锋利。同期同学回忆：“他说话不多，只喜欢把事情做成。”一句话，道尽此人日后的命运伏笔。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背景下，青年军人联合会、孙文主义学会等社团悄然竞逐。李之龙出身书香门第，却选择加入共产党，又在校长蒋介石的黄埔体系里崭露头角。1925年10月，他调往国民政府海军局，兼任政治部主任和参谋厅厅长，不到三十岁便系上少将肩章；3个月后更上一层楼，出任代理海军局长兼中山舰舰长，级别提到中将。速度之快，引来同僚侧目，也招来暗流涌动的警惕。

海军系统向来派系林立。1926年3月18日深夜，欧阳钟闯进李之龙住处，递上“紧急调令”，要求中山舰与宝璧舰立刻驶往黄埔。李之龙核对印鉴，无可推诿，只得签字放行。两天后，广州东校场里，蒋介石当众指责有人借舰谋“赤化暴动”，李之龙与多名共产党员即被扣押。欧阳格随即出任海军临时总指挥，李之龙的军旅高光戛然而止。
身陷囹圄的这位年轻将领，在5月18日《广州国民日报》刊发“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短讯。多年后有人据此贴上“变节”标签，事实却并不简单。当时的监视与威逼，足以让任何人自保；更何况中央已暗示被捕者可从权脱身，再潜回工作。脱党纸上功夫，与思想背离并非同一回事。

软禁几月后，李之龙被释放，但所有军职不复存在。他被秘密调往武汉、上海一线继续兵运。1927年“四一二”之后，党组织遭重创，尚能接触舰艇官兵的骨干屈指可数，他就是其中之一。为了掩护身份，他在香港主办《血花日报》，白天写社论，夜里密谋策反。有人问他怕不怕再被捕，他淡淡回一句：“船还在江上，我们的事就有着落。”
1928年初，广东沿海局势紧张。李之龙奉命潜返广州，与新海军社的同志对接。不幸的是，2月6日晚他在下榻的旅社被捕，两日后枪下殉难，年仅31岁。临刑前，他给妻子潘慧勤留下一纸家信，嘱咐“抚育孩儿，勿忘初心”。这封信几经辗转才送到汉口，其字迹凌乱，却字字带血。
新中国成立后，烈士名册陆续编纂。1951年，家属递交申请，希望追认李之龙为革命烈士。中南民政局查到那张“脱党启事”，遂在1952年函覆：“证据不足，暂不列入。”否决来得突兀，却又合乎当时“宁缺毋滥”的审查基调。

沉寂数年，老一辈同志陆续发声。1960年，聂荣臻审阅资料时一度误判，致函组织部门称李有“可疑”。到了1964年，吴玉章写信反驳：“李之龙牺牲前未曾自首，更未出卖同志，此事当详查。”信件像石子落水，激起层层涟漪，却未能立刻改变结论。
转机出现在1978年后。党内普遍要求为历史翻案，让真实埋葬冤屈。1981年12月，聂荣臻再次写信：“经多方核查，当年对李之龙的怀疑失之武断，望予纠正。”1982年4月，中央有关部门批复广州，确认李之龙为革命烈士，其家属获补发抚恤金、安排工作，尘封半个世纪的案卷终于归档。

或许有人感慨：若无那场夜半“调舰”，这位出类拔萃的黄埔才俊会否成为另一位将星？历史没有假设。可以肯定的是，李之龙的短暂生涯，将早期共产党人身处国民党军中的尴尬写得入木三分；而漫长的平反过程，则见证组织审查机制由谨慎到成熟的演进。曾经被搁浅的真相，终归浮出水面，这本身就是对那段烽火岁月最有力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