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因成名引关注，陈永贵为乡亲倒酒称这就是茅台，一瓶价值上百元是啥感受？
1966年盛夏，大寨山口的土路上，一辆解放牌水车轰着马达爬坡。车里装的不只是水，也是几百名参观者当天的伙食保障。那一年，《人民日报》连续报道黄土高原上的这座小山村，全国学大寨的热潮迅速腾起，考察团、记者团、各地代表团一拨接一拨赶来。村里四口老井一天抽出的水早就不够用，县里不得不派车往返二十多公里。资源紧张的现实，把“节约”二字逼到了所有人眼前。
陈永贵思考的不是如何摆排场，而是怎么让有限的水、粮和劳力都不至于被参观挤垮。最直接的办法是把就餐改成“大锅自取”：谁饿了自己去盛，盛多少吃多少，剩一点也要原地消化。有意思的是，外地干部送来的槟榔、橘子、火腿肠，最后都被他摊在场院里分，小孩也能排上队。那瓶标价一百多元的茅台只开了一次会就见底，二十多人轮流抿一口，算是对客人的谢意，也是对浪费的提醒。

这种对资源的锱铢必较并非临时起意。早在学大寨运动兴起前几年，康家岭改梯田时就留下一个小插曲。中午收工，社员提议让家属把饭菜送到地头。坡顶到窑洞不过百十步，陈永贵看了一眼脚下的乱石沟，摆手道：饭就在地头吃完，别折腾人力。几句话拦下了送饭小分队，大家蹲在垄沟里嚼着窝头，心里却服气得很。
秋收那阵，打谷场上常见金黄的玉米粒被车辙碾碎。一次，一个扎着红领巾的小姑娘跑过，脚下踢起半把玉米。陈永贵弯腰抠出粒粒饱满的籽，往她手心一放，低声说了句：“绕过去就是爱惜粮食。”孩子脸一红，忙不迭地点头。这些细节在后来的宣传里没被大书特书，却悄悄长进了村民的日子里——吃完饭抖抖口袋，地上不能落一粒粮，成了约定俗成。
1975年，四届人大闭幕后，陈永贵带着浓重的乡音走进国务院会议室。他没换新皮鞋，毛巾还搭在肩头。身份高了，习惯没改。食堂里排队时，他端着小米粥配酸白菜，旁边正抓鱼香肉丝的干部不由自主往后缩。有人劝他换换口味，他只抬眼笑笑：“老习惯，改不了了。”

同年秋天，他的儿子陈明珠接到清华机械系的调档函，又有北京军区伸出橄榄枝。消息传到北京，电话那头只听见父亲一句：“基层少一个人手，回大寨。”电话挂断，组织部干部愣在原地。明珠照做了，继续在山坡上摆土石，被县里人戏称“副总理家的锄头手”。
出国访问时，考验更严峻。抵达墨西哥后，随团工作人员人手分得二十元外汇券，可在免税店挑块瑞士表作纪念。有人刚戴上新表，就被陈永贵瞥见。他只说了一句：“拿着外汇也别乱买。”这一声不高，却让几块表当晚就悄悄退回。有人辩解说周总理也戴手表，他摇头：“那是上海产的，咱也有能力造，何必掏外汇？”

回国后下到浙江调研，省里安排他游西湖。当晚陪同人员备好游船，他却看着图纸：“先把灌排工程走一圈。”东风渠的围堰还没合龙，他站在堤坝上问细节，直到夜色压满水面才回到招待所。类似情形，还出现在泰山、黄山——景区门票早就备好，他却改道跑去看水土保持示范点。护林员劝他上山歇歇脚，他摆手笑道：“工程比风景更要紧，改天吧。”
这一路的严要求，让不少干部叫苦，也让更多基层技术员看见了机会。只要方案扎实，就能得到中央领导的当场肯定；若想糊弄，一张图纸就原形毕露。有人事后总结，陈永贵的“抠门”不只针对吃穿用度，更是对工作流程的较真。每一分国家资金、每一担粮食、每一次出差补贴，都得花在刀刃上。

大寨的水车在山路上来回跑了整整七年，直到1973年集雨水窖建成，才算卸下重负。那口窖如今已是文物点，偶有昔日的参观者再访，指着干裂的车辙旧痕感慨：一个人的作风，竟能成为一道镌刻在土地上的轨迹。
在那片黄土坡上留下脚印的人已不多，大寨的稻草垛也早让位于机械化粮仓。但翻看档案，不难发现一个规律：无论职务怎样改变，陈永贵始终将节约与公平视作最可靠的生产工具。对他而言，从田垄到国务院，只有角色转换，没有原则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