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文骅二十载浴血奋战亲率部队解放南宁，担任首任市长誓用血汗建设自己的家乡！
1949年10月下旬，衡阳以北的稻田仍在冒烟，13兵团司令部的油布地图上，桂北各道被红蓝箭头填得密不透风。参谋们正推敲穿山越岭的行军线，唯独坐在一角的政委莫文骅目光始终停在南宁——那是他离开整整二十年的家乡。
桂系自1917年握住广西命脉，清乡、苛捐和宗族武装层层叠加，邕江两岸商号接连关张。茶楼里流行一句话：“桂林决策，南宁埋单。”当地人日渐沉默，然而少年莫文骅却在那时悄悄点燃了心火，他明白，不粉碎旧秩序，家乡就永无宁日。

1906年，他出生于亭子村，家里开布铺，生计并不宽裕。14岁考入南宁模范高小，再升入省立一中，新学制让他见识到《新青年》《每周评论》里的新思潮。他开始写“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样的议论，却也在课堂外看见同学被宪兵押走。1926年底，他加入共青团，不到半年便卷入反帝罢课，于1927年5月被捕。夜雨拍打牢窗，同伴惨叫远去，他在灰墙下暗暗告诫自己：只有革命，别无选择。
1928年春，获释的他没回家，而是报考广西陆军军官学校。李明瑞担任校长，课堂里时常夹杂《共产党宣言》的纸页。1929年冬，张云逸、邓小平率部撤离南宁筹划百色起义，年轻军官们心思浮动。莫文骅趁夜递交请战书，自愿随队南行。数周后，百色枪声骤起，红七军宣告成立，他被任命为中尉副官，从此走上一条漫长战场之路。

右江苏区开辟后，干旱山岭成了练兵场。行军表、口令本、匆匆掩埋的牺牲者名单，都由他一笔笔记录。他跟随部队北上抗日，又在桂西丛林、湘西群山间穿梭，转战二十余年。到1949年春天，他已是13兵团政委。衡宝一役歼桂系主力，他在会议上摊开地图道出一句：“钳子一合，南宁门户自开。”这一策划被采纳，四野三路南压，白崇禧只剩西逃一途。
12月4日拂晓，北门火光冲天。莫文骅高烧39度，军医怀疑阑尾炎，他却扯下腰带捆腹，跳上吉普：“进城后再上手术台。”当天傍晚南宁全线失守，七日后镇南关也挂上了新旗。桂系残部弃城跨境，广西战役至此划句号。

劫后城市一片萧条。南宁仅存两条坑洼主路，电厂时断时续，仓库里只够半月口粮。12月22日军管会成立，莫文骅身兼主任与首任市长。面对残余武装横行、粮价疯涨，他一边调兵围堵匪巢，一边在城区设置安置所，招回工匠商户，又将部分兵团经费直接划拨给市政抢修路桥。短短半年，散布全区的四十余万股土匪被收编或肃清，夜幕下的中山路终于重新亮起电灯。

最让人争议的却是那片荒坡。城里人盯着望仙坡地皮，个个盘算起建商市楼宇，他却坚持将它划为公共绿地。“城市先要呼吸，百姓才能长远。”在他的力主下，部队挖湖、筑堤、植树，义务工地日夜鏖战。1951年春，地方化完成，他调赴东北军区；临行前走进新开园的木栈道，低头掬了一捧清水，笑言“总算给南宁留了块清凉地”。
后来人说，剿匪平叛让广西得以喘息，而那片由荒坡变作湖光的公园，则悄悄提醒世人：战火可以摧毁一座城，惟有提前布局的治理方能让它重新站稳脚跟。莫文骅在南宁的时间不长，却让家乡第一次在炮火停息后，看见另一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