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带着重礼投奔红军，受到彭德怀亲自接见，55年授衔时却让罗荣桓感到为难
1927年秋，北伐军攻克赣州，二十二岁的叶长庚仍是一名机枪排的代理连长。枪声方歇，弹壳尚热，他蹲在废墟边掸去尘土，心里却第一次生出“打到底”的念头。那一年，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已暗流汹涌，前线士兵对未来的迷茫与怨气一点点积累，兵站里的脚夫出身让叶长庚更早听见了抱怨的私语，也更敏锐地感受到旧军队制度的裂缝。
两年后，动荡顺势推开另一扇门。1929年冬的赣南山路细雨连绵，叶长庚带着22名袍泽、两挺重机枪、八支步枪，悄悄离开原部队。夜行三十余里后，一行人在山坳里亮出写着“愿随红军”的白布条。彼时红五军正急需熟练兵员，彭德怀看完来历，沉声对身旁参谋说了一句：“胆子不小，先编班，再看表现。”短短一句对话，成为他的军旅分水岭。

转入红军后，训练、行军、战斗都按新纪律执行。不到三年，叶长庚因善打硬仗、又会照料基层，被推上师长位置。这位旧军脚夫出身的“半路将领”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场屡次挡住敌军侧翼，29岁时已能握着地图下命令，而不是扛着木箱奔波。苏区的日子并非只看枪炮，他常在夜点名后摸进伙房提醒伙夫加几把柴火——士气，往往藏在锅里那口热气里。
形势骤变出现在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受挫，部队踏上战略转移。草地泥泞与饥饿轮番折磨，叶长庚左腿旧伤再次化脓，走几步就得以木棍撑地。师部调配时，他主动提出留在后勤分队：“能走就能干活。”一句话没什么豪言，但确保受伤官兵有了领头人。过了腊子口，他的指挥身份逐渐淡出前沿，取而代之的是后方粮秣统计、辎重调运、行军路线勘察，这一调整也为后来的专业分工埋下伏笔。
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在晋察冀边区展开游击。物资拮据，运输线常被切断，叶长庚负责的补给科要靠步行、牲口、甚至土改后分得的独轮车，把盐巴布鞋一点点送进山区。有人揶揄这是“背袋子”的营生，他却说：“子弹打不出面粉，先让战士吃饱。”此时的他已负伤七次，左臂肌肉萎缩，但对边区票、军用粮票推行等制度如数家珍，幕后价值并不逊于任何一场冲锋。

日本宣布投降后，东北战场最缺的不是兵，而是能把部队和供应线缝合起来的老牌参谋。叶长庚被调到黑龙江，随后又进军江西、贵州，始终驻留在铁路线、河港码头附近。新兵到达前线的第一张作战地图、第二日的热米饭，看似寻常，实际都有这位副军级干部的批示印迹。1952年全军统一定级，他被划入副军级序列，文件上备注“老伤影响行动，不安排野战部队”。
1955年春，授衔工作启动。条例要求“以现职为主、兼顾历史”，罗荣桓审阅名单时，叶长庚的名字横在正将与少将之间，显得尴尬。最终，会议倾向按现职核定。抵京后，他接受安排毫无异议，只说了一句：“规矩在前，别叫人为难。”授衔当日，礼堂里军装笔挺，他与昔日并肩作战的杨得志、韩先楚站在不同位置，仍不忘转身提醒身旁年轻警卫系好衣扣，姿态低调得像一名老班长。

授衔后，组织派他回江西，负责南昌郊外伤残军人休养院。砖瓦房、苗圃、猪圈，都是从零干起。拄着拐杖，他常在清晨绕院一圈，查看伙食烟火。有意思的是，他让炊事班在黑板上写下每日菜谱，又要求把院里各类药品标注颜色，方便失明老兵摸索。“这也是战斗”，他对院医说过短短一句对话，随后转身去挑水。
1964年精简整编，他主动递交回连队申请，理由是“训练更缺人”。上级未批准，而是将他保留军衔、改任省军区顾问。两年后风云陡变，一些旧档案被翻检，他从抽屉里拿出当年红军时期的后勤账本，密密麻麻的数字、签名、手印全在，足以说明清白。知情者回忆，那天小院灯火通明，他却只在角落喝了两碗白开水。

1978年，军史编纂工作急需老同志口述资料。叶长庚虽然行走不便，仍每周上班三天，背着厚包夹杂旧地图和补给线示意图。他记忆惊人，某年某日哪支连队丢了几匹骡子，说来头头是道。年轻军史员听得目瞪口呆，他却挥手：“别夸我，写准就行。”在他眼里，对历史最好的尊重是数字无误，而非添油加醋。
1986年4月2日凌晨，叶长庚因旧伤并发症病逝于南昌，一生行伍五十九年。整理遗物时，家属发现那根陪伴他半个世纪的木棍已磨出深深握痕，旁边放着当年授衔的少将肩章；两者相互映照，竟像浓缩了他的全部道路——从前线冲锋到后方保障，再到抚养伤残、整理史料，每一步都在制度与时代变迁中留下了清晰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