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辞世前被误取右肾，临终时无法开口言语，身后安息于与原配妻子的合葬墓中
1925年秋天，北平协和医院门前新装的电灯刚亮不久，街坊围着议论“洋医院”的神奇设备——那台会透视骨肉的X光机。就在同一条走廊里，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梁启超挂号进门，他的夜尿已带血多日，却还惦记着第二天要讲《庄子通论》。
早年的戊戌风波让梁启超养成了高强度工作习惯，笔耕、演讲、校稿连轴转。检查结果指向右肾疑似肿瘤，外科刘大夫翻看模糊片影，下结论：必须立即切除。设备有限，图像经常恍惚，可当时业内已把协和视作“东亚最现代”的象征，质疑声很难突破权威的墙。

3月16日晨，在昏黄的手术灯下，右肾被完整取出。病理切片告诉医生——这是一颗健康的肾。消息在病房里兜了一圈，又被悄悄掩埋。术后伤口尚未愈合，血仍渗进小便，梁启超面色淡然：“书还没写完，先别声张。”
恢复期里，三种尝试轮番上阵：拔牙、禁食、注射新配的刺激剂。不久，鼠疫防治名家伍连德受邀查阅病历，只看几页就摇头，“错在诊断，肾根本没有病。”这句含糊的评语在医护之间低声传开。
一纸声明随即见报，落款梁任公。他呼吁公众相信现代医学，强调“协和尽力，错不在人心”。有人私下不解，他却说：“若连我也失了信心，以后谁还敢走进手术室？”话音轻，却道出那代知识分子的自我牺牲色彩。

病体未得缓解，学术却在提速。1927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内外风声鹤唳——康有为仙逝，王国维投湖。好友凋零，他伏案写下三十万字论文，筹划《辛稼轩年谱》。长夜灯火，把微弱的生命消耗得分秒可见。
同年夏天，梁思成与林徽因归国，应聘东北大学筹建建筑系。父亲望着两人登车，揣着手杖在车站道旁站了许久。车窗里，林徽因轻声道：“先生，保重。”这短短四字，是家族后辈对长者最真切的惦念。

1928年10月，病情再起。血检发现一种当时文献只录三例的“未乃利菌”，药方稀缺，只能用稀释碘酒配强心剂硬撑。梁启超被推回协和旧楼，面对窗外萧瑟，他继续誊写辛弃疾诗句，字迹愈发飘忽。
1月17日清晨，体温骤降。梁思成扑到床前，父亲伸手紧握，目光示意书桌。护士递来纸笔，他却已无力成字，只在掌心划出一个“书”字，又缓缓合眼。1月19日14时，心电图线条归于平直。

佛家仪轨简单进行，教授、记者、学生站满广惠寺前的冷风。一个月后，灵柩移往西山东沟，和早逝的李蕙仙合葬。墓地面积不足两亩，却依山就势，被银杏、松柏围成天然回廊。石碑由梁思成与林徽因合力设计，高2.8米、宽1.7米，只刻姓名、籍贯及生卒年，无履历、无颂词。
刘大夫在追悼之后递交了辞呈，据说回到家乡行医；伍连德则将这桩误诊写入讲义，提醒年轻医师切勿盲信片影。梁家后人时常携花上山，碑旁新植的一株竹已两人合抱粗细。风起时叶声沙沙，像老人写稿时翻动的纸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