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关于一道数学题如何搅动了整个明朝官场与民间的真实历史故事。隆庆三年夏天，徽州府歙县有个痴迷算术的年轻人，名叫帅嘉谟。

他自认文不如人，武也不出众，唯独对数字特别敏感。为了圆一个当会计的梦，他跑到府衙户房，翻出那些积攒了上百年的税粮账册，一笔一笔地演算。

他没想到，这一算，竟然算出了一桩压了当地百姓整整两百年的冤案，更算出了一场从县衙一直闹到京城的大风波。

帅嘉谟算着算着，发现了一件怪事。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运库缴纳的税粮里，除了正税以外，还有一笔名叫“人丁丝绢”的实物税，每年要缴八千七百八十匹生绢，折合白银六千一百四十五两。

这笔钱不是小数目，相当于现在的四百万元。他翻开《大明会典》一看，上面只说这笔税由徽州府统一承担，可当他核对下面六个县的账簿时，却只有歙县一家的账目上有这笔记录，其他五个县连影子都没有。

也就是说，整整两百年里，这笔本该由整个徽州府分摊的税，一直是歙县一个县在独自硬扛。帅嘉谟又去翻《徽州府志》，发现这笔税可能跟元朝末年歙县拖欠的一笔夏税小麦有关。

但问题是，当时欠粮的还有另外五个县，而且小麦折成银子才三千多两，偏偏歙县被翻倍征收丝绢，一拖就是两百年，中间从来没改过。

更气人的是，徽州府的管粮文书一直把持在其他五个县的胥吏手里。那些人不仅让歙县垫付全部的税，还靠做假账、倒贴钱来掌控财权，歙县的百姓就这么被瞒了两百年，多交了无数冤枉钱。帅嘉谟找到证据后，在乡绅的支持下开始了漫长的告状之路。

隆庆四年初，他找到了应天巡抚海瑞。海瑞是出了名的清官，看了呈文后当场拍板，批示严查。可惜批示下来才半个月，海瑞就被调走了。

其他五个县一看靠山倒了，立刻使出拖字诀，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冷冷回一句就没了下文。帅嘉谟不甘心，又直接把状子递到南京都察院。文书再次发回徽州府，他满心希望地赶回去，结果迎接他的不是公理，而是半夜里蒙面人的刀光。

帅嘉谟吓得变卖家产，带着全家逃往湖广。这一逃就是好几年。直到万历三年，张居正成了首辅，开始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这桩陈年旧案才又被翻了出来。

在张居正的亲自督办下，徽州府主事崔大人急得不行，立刻下令逮捕帅嘉谟。这时候帅嘉谟反而拿出了更扎实的证据，证明全国很多地方都存在类似的独担税，歙县的账房长期被其他五县的人把持。

万历四年七月，徽州六县派出的使团在南京户部吵翻了天。最后达成的方案是：人丁丝绢税名义上还是由歙县独缴，但其他税目平摊时，歙县要减掉三千三百两，这三千三百两转给其他五个县承担。

南京户部尚书殷正茂批准了这个方案，张居正和皇帝也都点了头。看起来问题解决了，可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

其他五个县的乡绅不干了。他们到处放话说殷正茂就是歙县人，这分明是偏袒自己老家。民愤越煽越大，六县之间几乎要打起来。朝堂上的人一看这阵势，立刻变了脸色。

张居正也不再为这案子说话了。最后，南京都察院判帅嘉谟“将不干己事情，捏造写词”，杖打一百，流放三千里。

帅嘉谟用算盘算清了两百年的税赋不公，证明了古代中国并不缺数学精神。但在那个封建社会里，为民请命的人往往没有好下场。

张居正死后，新政被废除，歙县最终只减了两千五百两，一切都回到了原点。这位被写进《歙县志》的“义士”，就这样消失在了历史的风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