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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和陈毅那一路也没跑出去。出发的时候他们带着一支警卫班，走了两天就被敌人冲散了。两个人带着几个战士在山里转，不敢走大路，不敢生火做饭，连说话都不敢大声。向导在一个岔路口走错了方向，他们多绕了整整一天的路，差点撞进敌人的宿营地。

陈毅后来回忆那段路，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没想到还能活着走出来。”

他们最后能活下来，是因为碰到了一个认识路的当地干部。那个干部是油山附近一个村子里的交通员，知道山里的每一条小路、每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他带着项英和陈毅翻了三座山，绕过敌人的两道封锁线，才摸到了赣粤边界的油山。

油山上已经有先期突围出来的同志在那里等着了。那是之前被派到这一带打游击的队伍，人数不多，二三百人，但至少有一个落脚的地方。项英到的时候，他们搭了几个草棚子，挖了野菜，煮了一锅汤。汤里没有盐，喝起来寡淡得发苦。

项英喝了两碗。他把碗放下，开始点数。

他把能联系上的人一个一个算：贺昌没了，毛泽覃没了，何叔衡没了，瞿秋白被捕了。其他几路突围的队伍，有的已经联系上了，有的还在路上，有的彻底失去了联络。最后清点下来，拢共不到一千人。

一千人，在二十多万国民党军队的合围里。

这就是三年游击战争的起点。不是什么稳固的根据地，更不是什么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后方，而是一把被打散了又重新拢起来的零碎。人和人之间互不熟悉，武器弹药少得可怜，粮食全靠山里的野果和野菜，连盐都成了奢侈品。

项英在油山召开了一个会。说是会，其实就是把能找到的骨干叫到一起，在草棚子外面的空地上蹲成一个圈，每个人手里捧着一碗野菜汤。项英站起来，把他们接下来要干的事情说清楚了：不能再打正规战了，没有那个本钱；不能再守一个固定的地方了，敌人随时可能摸上来；不能再和敌人硬碰硬了，碰一次就少一批人。

他说的那二十个字，后来被刻在了油山的石头上：“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高潮。”

当时在场的人没有谁觉得这是什么漂亮话。项英说这些话的时候，嗓子是哑的，脸上全是泥，衣服上磨了好几个洞。他说完蹲下来继续喝那碗野菜汤，汤已经凉了，他喝得很慢。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那之后不久。项英开始琢磨怎么在这种绝境里活下来，而且不是自己活下来，是要带着这一千人一起活下来。

他把游击战的原则编成了几句歌诀，让每个战士都能背下来：“赚钱的就打，赔本的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几句话后来传得很广，但很多人不知道这歌诀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编出来的——那时项英连张像样的纸都没有，他把歌诀写在了一块破布上，用烧焦的树枝当笔。

他还有个更具体的比喻，讲给战士们听。他说山里的野猪和麂子不一样：麂子总走同一条路，出去觅食从哪条路走，回来还从哪条路走，猎人摸清了它的规律，守在路上就能打到它；野猪不一样，出去走一条路，回来换一条路，从来不重样，猎人摸不准它的行踪，就打不到它。

“我们都要学野猪。”项英说。

这话听起来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意味着每一个行军计划都要做两套、三套甚至四套方案。出发前定好的路线，走了一半可能就要临时改变，因为前方可能出现敌人的巡逻队，也可能会有村民送来情报说某个山口有埋伏。项英要求每个小队长都必须熟悉至少三条不同的撤退路线，每一条都要能背下来，不能靠地图，因为地图可能在战斗中丢失。

他的这套打法很快就见效了。国民党军队开始清剿的时候，以为这些散兵游勇不堪一击，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些人根本抓不住。部队进山搜索，走到一半就迷了路；设下埋伏，等了一天一夜，目标没出现；好不容易发现了游击队的踪迹，追上去，人已经翻过山到了另一边。项英带着这一千来人，在油山、大庾岭、梅岭一带的山林里来回穿插，先后挫败了国民党军五次大规模清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