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安徽女知青于文娟，返城前夜把自己给了农村小伙：“你对我的好，我无以为报，让我们给过去一个交代吧！”谁知回城不久，她却突然消失不见，一生就此改变。

于文娟回到上海后，本该全力准备那场改变命运的高考。197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高考，570多万考生涌向考场，其中包括大量像于文娟这样的老三届知青。

她借来数理化复习资料，在弄堂阁楼里熬夜看书，可身体突然出现强烈不适。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她已经怀孕。在那个年代，未婚先孕会面临很大社会压力，高考资格也可能受影响，于文娟在木床上躺了几天，脑子里反复出现王胜利的脸和九年农村生活的点点滴滴。

时间倒回1968年，17岁的于文娟响应号召，从上海来到安徽泾县偏远山村插队。当时全国推行农村扫盲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文盲率很高，各地办起夜校和识字班。

于文娟文化水平较高，主动在村头旧祠堂开设课堂，教村民写名字、记工分、认农具。王胜利是第一批学员，他比于文娟大两岁，家境贫寒没上过学，每天早早来扫地、摆课本，课后护送于文娟回知青点。

农忙季节，王胜利抢着帮于文娟干割麦挑肥的活，让这个城里姑娘少受很多苦。两人通过日常劳动和教学慢慢熟悉，于文娟感受到王胜利的朴实照顾。

全国约1700万知青下乡，许多人像于文娟一样成为民办教师，在煤油灯下坚持教学，帮助农村提升文化水平，也在过程中与当地青年建立深厚联系。

王胜利通过识字班学会基本读写，两人感情在朝夕相处中加深，但当时知青身份和环境让他们没有明确表白。

1977年高考消息传来，知青们兴奋不已。返城政策逐步放宽，大量知青通过考试或招工返回城市，但也有数十万因为家庭或感情原因选择留下。

于文娟面临城市机会与农村牵挂的矛盾。回城后发现怀孕，她在父母安排的工厂指标和个人前途间反复思考，最终决定收拾行李，瞒着家人再次坐绿皮火车返回泾县。火车上拥挤，她站了十几个小时，心里只想着那个能接纳她的人。

王胜利在地里干活时看到于文娟出现，整个人愣住。于文娟告诉他怀孕的事，王胜利抱住她，表示会一辈子负责。两人很快去公社领结婚证，组建家庭。

于文娟彻底留在泾县，当起民办教师，继续教村里孩子识字，还帮村民写信、调解事情。王胜利在田里劳作，承担家里大部分重活。安徽等地很多知青与当地青年结合，形成新型家庭，子女多在农村成长，后续通过努力改变命运。

于文娟的孩子长大后考上省城大学，圆了母亲部分心愿。王胜利身体因多年劳动有些劳损，但家庭和睦。1979年后，国家对留守知青政策有所调整，于文娟的待遇得到落实，她却选择继续扎根当地。

柳青在《创业史》中写道：“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于文娟在关键时刻的选择，虽错过高考，却让家庭完整，也延续了扫盲工作中建立的情感纽带。

于文娟的故事在泾县流传开来，大家知道这个上海姑娘重情义。她偶尔回旧祠堂看看那些旧教材，回忆1968年刚来时的情景。

王胜利还是会准时送来热茶，两人目光相遇，仿佛又回到那些劳动和教学的日子。于文娟的人生因为那次返城后的消失彻底转变，在泾县的日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安稳。

这种坚守在后来得到认可，成为那个时代许多知青经历的真实写照。生活继续向前，于文娟和王胜利一起见证孩子成长，日子虽平淡却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