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彭德怀病逝后，彭起超曾向萧克上将坦言：伯伯对你们心存歉疚，这段话令人深思！
1951年正月初三，北京西长安街的风带着刺骨寒意。军委大楼三层的一间小屋里，萧克把行李往墙角一放，抬头看见墙上贴着“军队正规化”四个大字。除了桌椅和一部电话，那间屋子空荡得能听见回声。外面炮声已成过往，新的战场是文件、条令和教材。
建国初期，大批新式装备陆续运回国内。坦克、火炮、无线电一应俱全，可许多连队连识字的人都不够，更别提读懂说明书。有人忧心地比喻：“战士拿着现代武器，就像农民抡着锄头砍大山。”要把几百万转战南北的部队变成现代化军队，首要任务是统一规范。
军训部的牌子还没挂，任务却堆满案头。萧克白纸起家，先把苏联顾问带来的教范译成中文，再召集几十位参谋连夜讨论，几乎每天一版修改。短短几个月，“内务、队列、纪律”三本草案排出铅字，1951年2月1日下发全军试行。简单的动作口令、宿舍摆设，都有了标准。团以上干部长出一口气：终于不用各唱各的调了。

条令是骨架，血肉来自文化。战士们白天操课，晚上围着煤油灯学拼音、算术。天津某炮兵团干脆把122毫米榴弹炮拆成零件，边讲俄文原版手册边装回去。从指挥员到士兵，人人上课，连炊事班也背得出炮闩结构。有人说，这场“文化大进军”让连队第一次具备了使用复杂火器的底气。
制度建设向纵深走，需要更高的平台。南京郊外的国民党中央军校旧址被选为新院——陆军大学。1951年1月15日清晨，开学典礼上，老式礼炮响了21声，晨雾里站着四千多名学员。讲台上的萧克用湖南口音说：“打仗要经验，更要学问。”那天，他没有提一句个人蒸蒸日上的履历，只反复强调“要照着自己的实际，把外国书啃碎再消化”。

1954年秋，中央决定设立训练总监部，刘伯承任部长，萧克接管战斗训练部。一切看似顺畅，新的问题却悄悄浮现。苏联顾问建议完全照搬其条令体例，一批年轻教员也觉得原本的草案“不够科学”。“依赖还是改造”成了两种声音。1956年6月，文件下达，号召全军“结合国情学习新经验”，分歧并未就此结束。
1957年春，彭德怀带工作组到南京。一天听完三堂课，他皱着眉头问：“教材全是俄文翻译？”教务处主任答得干脆：“照搬最保险。”萧克坐在角落，没插一句话。两个月后，国防部的结论传来：教条主义严重，需彻底整顿。紧接着，萧克被调往农垦部，文件上理由寥寥几行。

离开军训岗位那天，他给彭德怀写了信，开门见山列出三点意见：苏联方法有用，但必须改良；学院需要时间消化；若有失误，由自己承担。信寄出后杳无回音。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的处境急转直下，而萧克在北大荒研究拖拉机、稻改和水渠，踏遍黑土地。
1974年夏，彭德怀病势沉重，躺在301医院，每日靠药物止痛。有一次，他拉过侄儿彭起超的手，嘶哑低语：“当年话重了，告诉老萧——我欠他们一句歉。”彭起超点头，却不知道该如何转达。
同年初冬，上海龙华路一栋老公寓里，萧克结束农垦调研，正翻看当年军训资料。门铃忽然响起。“伯伯让我给您带个口信——他一直记挂着您，对那段岁月很过意不去。”彭起超话音刚落，屋里陷入短暂的沉默。“我明白。”萧克轻轻应了一声，转身把那封未曾回信的小纸包放进抽屉，再也没拿出来。

几年后，关于彭德怀同志的历史问题重新审查。有人征求萧克意见，他只是淡淡写下两行字：“当年分歧系工作方法不同，非原则矛盾。赞同纠正。”文件辗转送到中央，为平反提供了又一份重要依据。
2008年10月24日，102岁的萧克走完一生。整理遗物的人发现，抽屉里那个纸包依旧封口完整，外面只写着“1958留念”四个字。它见证了军队正规化道路上的争论，也昭示了一种可贵的自我修正：制度在曲折中前行，同事在风霜后相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