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桥八天未能圆大学梦，毛主席鼓励他自我提升：我们可以自己创办学校呀！
1954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政治局开会刚散，毛泽东顺手翻着最新送来的统计表，数字里反复出现“脱盲”“补课”几个字。会议室灯光昏黄，他抬头问随侍：“咱们身边这些年轻同志，识字情形怎么样？”一句随口的询问，把几年前李银桥那次短暂的“读书梦”又带回到眼前。
追溯到1947年，陕北山沟里硝烟正浓。胡宗南部队逼近葭芦河，中共中央纵队夜色中急行军。河畔风大火难点，李银桥却稳稳把火柴挡在掌心，“噗”地一声为警卫班点亮了第一支烟，呼出的淡蓝烟雾在黑夜里成了方位信号。叶子龙看在眼里，当晚就向上级提名：“这小伙子机敏、胆大，可以靠得住。”几天后，他进了周恩来身边，稍后又调到毛泽东警卫队。

战争年代靠双脚和警觉；和平建设却需要纸笔和算盘。1950年7月，中南海值勤间隙，23岁的李银桥读到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学校招生启事，心里痒得不行。他向首长提出想去上学，毛泽东答得干脆：“想学，多大都不晚！”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听说后，各自在他那本黑色笔记本里写下一行行勉励字。9月1日，他背着挎包到校报到，教室是临时搭的土木棚，桌椅残缺，老师不敷使用。八天后，课程仍旧停在拼音和小学算术，他犹豫再三，还是坐吉普回到了中南海。
回到岗位那晚，李银桥有些失落。毛泽东拍拍他肩膀：“学校条件差，不怪你。咱们自己想法子。”说着把最近稿费和节余工资凑了几百元，交给办公厅：“买桌子、买书，腾一排平房，建所夜校。”叶子龙、汪东兴迅速行动，十来天就把黑板、课桌搬进中南海西北角的一片旧库房，一盏汽灯吊上梁，业余文化补习班就此开课。

第一堂语文课由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的魏老师主讲。学员七十多人，除警卫员，还包括机要员、司机、炊事班和医护组。魏老师在黑板写下“沟通”两字，转身问：“谁来解释？”李银桥站起，略带口音：“把意思传递过去，算沟通。”全班哄笑，他也笑。课后，毛泽东顺道走进教室，看见作文本，随手批了两行：“字写得直，心也正，慢慢来。”
业余夜校不只埋头读册。1955年，化学老师提出做点小实验，“不如真弄点酸吧？”于是，警卫一中队空地上搭起简易棚，几只大瓶子滴着淡黄色液体，盐酸试制成功。李银桥打趣：“以前别说酸碱，连H₂O都写不出来，现在也会鼓捣化学了。”实践课以外，学校还安排数学竞赛、历史朗读、时事讨论。课堂常常持续到深夜，哨兵换岗的脚步声与黑板粉尘交错，一点也不觉得累。

三年里，每次遇到难题，毛泽东总爱突然走进教室。“平方根怎么开？”“质数有啥用？”他一边问，一边在黑板写算式。有人答不上来，他就把粉笔掷给对方：“回宿舍琢磨，明天接着讲。”这种半玩笑半督促的方式，让不少学员记忆格外牢。

1956年底，补习班组织毕业测试，二十七人达到初中水平，五人水平接近高中。第二年春天，北京高校统一招考，王世玉、封耀松等三人考上外语学院和工学院。政治局工作汇报会上，毛泽东翻阅名单，随口说道：“他们当年一个个只认得‘一二三四’，如今能看外文杂志了，这班学得值。”
同年冬天，国家教育资源逐渐充足，中南海夜校完成使命，房间又改回了档案库。李银桥依旧跟在主席身侧，但闲暇时，会拿着那本挤满批注的《现代汉语》继续练字。他后来回忆：“枪林弹雨能炼人，黑板粉笔也能炼人。能跟着时代一起长进，比什么都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