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福建有位身份成谜僧人接受调查时坦白：我曾为了革命事业牺牲过一次！
1942年清明，瑞金东华山下的纪念园里新立了一块青石碑，正面第二列刻着“杨道明”三个字。乡亲们在碑前烧纸、叩首，提起这位已被报纸宣告“壮烈殉国”的闽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无不唏嘘。那一年，他32岁，被写进县志的备注只有一句——“1935年戴云山突围时失踪，疑已牺牲”。
三年前的戴云山激战，部队弹尽援绝，山谷里弥漫硝烟与松脂味。面对数倍于己的追兵，杨道明下令分散：“能冲出去的就往北，必要时丢掉武器也要活。”不到两个时辰，三百余人的留守部队只剩九人，同行的钟循仁肩胛被子弹洞穿，昏死过去。杨道明背起他，沿山道往闽西腹地艰难转移。天黑透时，两人已无干粮，深一脚浅一脚摸到一座小村，靠几碗番薯稀粥吊住性命。此后，他们化整为零，各走一方。

往前推五年，兴国还是中央苏区的“模范县”。1930年春耕未久，20岁的杨道明在荷溪乡参加支前誓师，肩扛木棍，胳膊上绑着白布条，跑前跑后收粮、修路、抬担架。第一次反“围剿”时，还乡团闯进他家：母亲中弹身亡，父亲投河殉义，大哥杨义明在战斗中被捕遇害，年仅十岁的侄儿亦命丧匪枪。巨大的创痛，把这个瘦高的青年生生推进革命洪流。毛泽东到兴国调查时见过他，挥手鼓励：“苏区要靠你们撑起来。”从荷岭少共书记到永丰区再到兴国县苏政府主席，他带着一把旧算盘走村串户，三年里为红军动员入伍、输送粮草，兴国因此成为第一个“赤化全县”的榜样。
1934年秋，中央决定主力长征。闽赣边区需留下敢死之师迟滞追兵。毛泽东把厚重手掌落在杨道明肩上：“留在这里，活要见人，死要紧咬敌人。”杨道明抱拳应下。农家出身的他懂山地，带着百余名骨干潜入宁化、泰宁一带，利用竹林地形打了三十多场小仗，但国民党逐步收网，内部又有叛徒。终于，戴云山那场硬仗让“闽赣省赤都主席”从此在官方记录里画上休止符。

逃出生天后，杨道明与钟循仁在闽西山区乞讨、改名、剃度，隐进永泰与尤溪交界的闇亭寺。寺院钟声掩住硝烟记忆，却挡不住责任感。新中国成立后，地方干部上山求助，寺里那个捻着佛珠的磐扬法师，夜里伏案替乡政府清点旧账，白天领着僧众开荒种薯，收成一半送出公粮。村民私下议论：“这位和尚做事，像旧苏区干部。”他只是合十：“贫僧曾欠乡亲一条命。”
1966年春，社会风向突变，寺庙里来了造反队。红袖章将一沓不知从哪翻出的旧档案拍在木鱼旁：“磐扬，你究竟是什么人？”灰布僧袍下的老人站起身，语气平静：“同志，我叫杨道明，二十年前已经被算作烈士。要查，就请去江西兴国。”当晚，他写信给在兴国县人事局任职的二哥。两周后，公函带着公章与当年的烈士名册一并寄至永泰，流言随之散去。
“兄弟，你真还活着？”二哥接到电话时声音沙哑。

“我没死，只是换了活法。”
“回来吧，组织要安排你。”
“还是留在山里。这里离群众近，也离旧事远。”

江西方面几次派车上山，福建省里也递来文件，希望他重回政坛。他都推辞，只接受了省政协委员、佛教协会副会长的无薪职务。闲时，他带着徒弟修桥补路，路过的茶农塞给他几只新笋，他便笑眯眯地背回去煮粥分给邻里。
1981年，钟循仁病卒，临终轻声托付：“别让人只记得我的法号。”杨道明点头，却把遗言锁进心里。1999年5月14日，90岁高龄的他圆寂于闇亭寺。整理遗物时，弟子们在蒲团下发现一页暗黄名册，上面盖着苏维埃政府的印章，旁边夹着那封已经褪色的家书——“我平安，勿念”。 人们这才明白，碑上的烈士与山中的僧侣原来同是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