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小苏的电话很难打，只能网上喊话了。请你立即、马上，将我需要的证据给我。

生活中，我不认识小苏。网络上，小苏转发过几次。

前几年我习惯性的做一些义务的普法和法律咨询。厦门小苏通过微博私信，向我咨询饶谨在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开元派出所报案，称他“侮辱诽谤”了饶谨。

此时，我正在给南京市栖霞区宣传部举报饶谨不符合“南京五个一批人才计划”的条件。因此，我就非常认真的解答了小苏询问的法律问题。

当我听小苏提供的“借（小苏）人头一用”的录音时，我感到震惊。就从派出所的管辖，办案程序等方面说了一点意见。

我坚决认为，1、陈文龙律师在同一案件中不能又当代理人，又当证人，这已经不是程序瑕疵的问题，而是法律规定绝对禁止的事儿，一经发现，原治安处罚决定必须撤销，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2、陈文龙作证说，饶谨住在他家“发现”小苏“侮辱诽谤”了他，但是，他所谓的家是他所在律所的办公地址。这事儿非常严重，只是不知开元派出所办案民警会怎么处理管辖问题？到行政诉讼的时候换一种“说法”，这样做法律不允许，谁要在诉讼阶段掩盖这个管辖bug，谁将承担违法责任。这不是我说的，而是法律规定的。

这个案子整个过程，我帮小苏写了大量的法律文书，因此案情也很清楚，只是这也为我招来了麻烦。在之后我遇到的诉讼中，小苏的微博都被用作我侵权的证据。

在我最需要证据的时候，小苏注销了微博账号，几乎联系不上。即便联系上，也是各种推诿，就是不给我证据。今年3月底，小苏告诉我，不是不愿意给我证据，而是他和陈文龙律师曾在警方的见证下，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协议特别约定，不能把“和解”内容告诉马延明。（不好意思，这些我也学会录音了）

我不清楚饶谨在所谓的“和解”中起了啥作用。但是，正因为这份所谓的“和解协议”，让小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小苏给我念过“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听完后，我终于理解了饶谨为啥“感谢厦门警方”了。

这件事儿最让我寒心的不是陈文龙律师和饶谨的高明，而是小苏对我和法律的精准背叛。因此，我已经坦然接受，我被诉讼并陷入困局，是我自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