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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部队开始搜集船只。江苏北部的船工们把自家的船贡献出来，有的船是全家吃饭的家伙，也毫不犹豫地交了出来。战士们和船工一起把船拉到内河里藏起来，白天不敢动，怕被国民党军的飞机炸掉，只能晚上训练。

训练的内容很简单：上船、下船、在船上射击、在船上投弹。北方的战士很多不会水，第一次上船就吐，吐完了接着练。船在江边的浅水里来回划，战士们从船上往水里跳，再爬上来，再跳。

陈毅到江边看过一次训练。

那天风大，江水拍在岸上，溅起白色的浪花。他站在堤坝上，看着江面上的船队在风浪里颠簸。有人认出了他，喊了一声“陈司令”，他摆摆手，没让声张。

他看了很久。

回去后他对身边的人说：“渡江不是问题，问题是渡江之后怎么打。国民党军在江南经营了几十年，各级政权、保安团、特务网络，根深蒂固。部队过江之后，要能站住脚，要能迅速展开，要靠自己解决补给问题。”

他说的这些，正是兵团主官必须面对的问题。

兵团过江之后，就是独立作战。后勤补给要靠就地筹措，伤员救护要靠自己组织，与上级的通信可能中断，需要指挥员根据战场情况独立决策。

这就要求兵团主官具备三个能力：一是熟悉部队，能指挥得动；二是熟悉地方工作，能建立政权；三是能在复杂情况下独立决策。

王建安、谭启龙、陈士榘、袁仲贤、宋时轮、郭化若、叶飞、韦国清，这八个人，全部具备这些能力。他们在山东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在没有后方依托的情况下独立作战过来的。

而王必成、陶勇的能力同样突出，但更适合放在突击位置上。让他们当副司令员，不是在埋没他们，是让他们的特长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这个安排，是打仗的需要。

不是谁亲谁疏，不是谁高谁低。

是仗要怎么打，人就怎么摆。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

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子里停着几辆黑色轿车，车身上蒙了一层灰。官员们进进出出，脸色都不好看。

这一天，国民党政府正式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

消息传到长江北岸，已经是晚上了。

总前委驻地在安徽瑶岗。一间普通的农舍里，煤油灯亮着。邓小平等几位领导围坐在桌前，桌上摊着地图。屋外的风吹着树枝打在窗户上，啪啪响。

命令从瑶岗发出。

各兵团同时接到了渡江命令。

四月二十日当晚，中集团的第七兵团和第九兵团率先行动。

长江北岸，第九兵团的出发阵地上，部队已经集结完毕。江面上弥漫着一层薄雾，月亮被云遮住了，只能隐约看到对岸的轮廓。

宋时轮在指挥所里，地图摊在桌上，标注着各部队的登陆点。陶勇不在指挥所，他在江边的起渡点，和第二十三军的突击部队在一起。

第二十三军是这次渡江的先锋。军长陶勇，这个从新四军一路打过来的战将，此刻站在江边，看着一艘艘船被推下水。船是木船，不大，一艘船能坐一个排。船工都是当地渔民，熟悉江上的水情。

陶勇走到一艘船跟前，蹲下来检查船上的装备。机枪用油布包着，弹药箱用绳子固定在船板上。他拍了拍船工的肩，说了一句：“老哥，靠你了。”

船工点了点头。没说话。

信号弹升起来了。

红色的光划过夜空，映在江面上，江水变成了暗红色。

突击队开始登船。

陶勇上了指挥船。船离岸，桨划进水里，发出沉闷的声响。江面上百舸竞发，没有灯光，没有声音，只有船桨划水的哗哗声和对岸偶尔亮起的探照灯光束。

船到江心，国民党军发现了。

炮火打过来。

炮弹落在江面上，炸起水柱。有的船被弹片击中，船板碎裂，战士掉进水里。后面的船绕过去，继续往前划。

陶勇的指挥船也中弹了。弹片削掉了船舷的一角，木屑飞溅。船工的手在发抖，陶勇一把抓住桨，和船工一起划。

船在炮火中往前冲。

南岸越来越近。

滩头阵地上，国民党军的轻重机枪开始射击。子弹打在船板上，发出砰砰的声响。船还没靠岸，战士们就跳进水里，水深齐腰，他们端枪往岸上冲。

陶勇的船靠岸了。他跳进水里，水冷，刺骨。他拔出枪，往岸上跑。

滩头阵地上已经打成了一锅粥。

第九兵团的突击队冲上了滩头，和国民党军展开近距离交战。手榴弹的爆炸声、冲锋枪的连发声、刺刀的撞击声，混在一起。

陶勇在一个弹坑里蹲下来，观察前面的情况。弹坑边缘的土还是松的，刚炸出来的。他看清楚形势后，让通信兵给宋时轮发报：登陆成功，正在向纵深发展。

对岸指挥所里，宋时轮收到了电报。他在地图上找到登陆点，用红笔圈了一下。旁边的参谋正在接听其他部队的报告，电话一个接一个。

第七兵团也在西线行动。王建安指挥部队从安庆一带渡江，牵制了国民党军大量兵力。东线的第八兵团和第十兵团，则在准备次日黄昏的渡江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