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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全境解放。

上海解放后，部队进城。

进城的部队接到命令：不准进入民宅，一律睡在街头。

这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罕见的场面。

五月下旬的上海，正值梅雨季节。天天下雨，街上湿漉漉的。战士们穿着军装，背着背包，在路边坐下。有的靠着墙根，有的躺在屋檐下。雨打在身上，他们用雨衣盖住枪，自己淋着。

第二天早上，上海市民推开门，看到街上睡满了解放军战士。

一个老太太打开门，看到门口躺着一个战士，战士的军装湿透了，雨水顺着裤腿往下淌。老太太转身回屋，端了一碗热粥出来，蹲下来要递给战士。

战士醒了，看了一眼粥，摇了摇头。

“大娘，我们有纪律，不能拿群众的东西。”

老太太端着粥，站了好一会儿。

这件事后来传遍了上海。报纸上登了照片，标题是：“解放军露宿街头，秋毫无犯。”

陈毅进了上海。

他穿着军装，走在南京路上。路两边的商店开始恢复营业，橱窗里的霓虹灯亮着。他在一个路口停下来，看了看街上的行人。市民们看他穿着军装，知道是解放军的大官，但没有害怕的表情。

有人还冲他笑了笑。

陈毅后来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的部队进了上海，能站住脚，靠的不是枪，是纪律。”

他又说：“现在哪里还分得出山东和华中？都是人民的三野。”

这话说到了根子上。

贾汪整编时，有人议论兵团主官全是山东来的。但到了上海，再看这支部队，已经分不清谁从哪里来了。

他们都穿着一样的军装，吃着一样的饭，执行着一样的命令。

他们在渡江时一起划船，在巷战时一起冲锋，在雨中一起露宿街头。

这是一支统一的部队。

不是拼凑出来的，是在战火中长出来的。

再回头看贾汪整编时的名单。

八个兵团主官，确实都在山东工作过。但这不是地域观念在起作用。如果只看出身，粟裕是新四军出来的，为什么他能成为全军战役指挥的核心？谭震林也是新四军出来的，为什么能当第一副政委？

这支部队的高层指挥，早已不分你我。

粟裕负责战役指挥，所有的兵团都在他的统一调度下行动。淮海战役时，他指挥着几十万人，不分亲疏，只看仗怎么打。

谭震林主持政治工作，他在华中野战军时就是政委，合并后继续发挥政治工作的核心作用。

陈毅作为司令员兼政委，统揽全局。

这个领导核心，是由最能打仗、最懂政治的人组成的。他们不看出身，看能力。

至于兵团主官为什么选山东这一批人，原因很简单：他们在一起打过仗，彼此熟悉，配合默契。

打仗这件事，默契比什么都重要。

一个兵团，几万人马，在战场上分散在几十平方公里的区域里。司令员和政委如果配合不好，命令传达下去，执行起来就会走样。

王建安和谭启龙在鲁中配合了多年，陈士榘和袁仲贤在滨海军区共事过，宋时轮和郭化若在山东野战军参谋系统里就是搭档，叶飞和韦国清在新四军北上后就一直在同一个作战方向。

这种默契，不是临时凑起来的班子能比的。

而王必成、陶勇这样的猛将，放在副司令员的位置上，让他们在最前线指挥突击部队，既能发挥他们的特长，又能和老资格的兵团主官形成互补。

这不是冷落了谁，是每个人都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打仗不是请客吃饭，不是论资排辈。

是把刀磨快了，放在最需要切割的地方。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野各兵团继续向南进军。

第七兵团解放了浙江大部，第八兵团负责南京和镇江的警备任务，第九兵团向福建方向推进，第十兵团则准备渡海解放厦门。

王必成带着七兵团的部队在浙江山区追歼残敌，陶勇的九兵团部队在闽浙交界处和国民党军残余力量作战。

他们都干得很出色。

没有人再提那封电报的事了。

因为仗还在打，路还要走。

谁从哪里来，已经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