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向离（1911年9月6日－1950年2月5日），男，别名朱指南，化名林琳、张文成，出生于山西省平遥县，革命烈士，中国共产党党员。

38岁，正是一个人能大展拳脚的年纪，朱向离却把生命永远定格在成都郊外的院山坡上。你很难想象，这个从平遥北营村破落地主家走出来的青年，一生用了三个名字、两个化名，在白区和敌后钻了十几年，躲过了日军的搜捕、国民党的特务，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剿匪战斗中，倒在了土匪的枪口下，离赴京出任驻外武官的梦想只剩最后一步。1930年他考进太原成成中学，那时候的他就像个“刺头”，领着同学上街反蒋抗日，传单贴满了太原的大街小巷，国民党的通缉令贴到了学校门口，他只好连夜扒火车逃到北平，改名叫朱指南，在中华中学继续读书，夜里还偷偷组织读书会，把《向导》周报藏在课本里，读到激动处就跟同学拍桌子，吓得房东以为他们在打架。

1932年他入团，次年4月入党，被派到察绥抗日同盟军，跟着吉鸿昌将军在长城脚下打鬼子，子弹擦着耳朵飞过都不眨眼。后来他到了八路军386旅16团，陈赓旅长见他脑子活、胆子大，1941年秋把他派到临汾，让他化名张文成，以商人身份打入伪“大汉义军”司令部——那可是日军六十九师团的眼皮底下，稍有不慎就会掉脑袋。他和地下党员陈焕章搭伙，一个当支部书记，一个当站长，在晋南纺织厂挂了个经理的名头，每天穿着绸缎马褂，跟日伪军官称兄道弟，酒桌上推杯换盏，桌底下却偷偷传递情报。有一次他把日军扫荡太岳根据地的路线图藏在烟丝里，刚出城门就被伪军拦住，他掏出烟盒给对方递烟，打火机“啪”地一响，火苗照亮了他额头上的汗，可他硬是笑着说“老总辛苦”，把情报安全送了出去，事后陈赓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这胆子，比我当年还大！”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太岳军区当情报处长，解放战争时跟着部队南征北战，1949年12月成都解放，他成了178师政治部主任，还兼任国民党起义部队三兵团的军事总代表。那些起义的国民党军官一开始根本不服，开会时翘着二郎腿，说“共军只会打仗不会管部队”，他不恼，每天泡在军营里，跟士兵拉家常，给军官讲政策，还亲自教他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到一个月，那些军官见了他都主动敬礼，说“朱代表，您是真为我们好”。他本可以在成都安安稳稳地工作，可1950年1月，军委的调令来了，让他去北京报到，准备出任新中国第一批驻外武官，这是多大的荣耀啊！他兴奋得几夜没合眼，把工作交代得清清楚楚，就等着回成都后启程赴京。

2月5日那天，他带着一个加强班18名战士，从石板滩返回成都。谁也没想到，龙潭寺附近的院山坡上，几百名国民党残匪早就设好了埋伏，领头的是外号“巫阎王”的巫吉立，这帮人裹挟着当地百姓，想用人海战术对付他们。通信员刚出去侦察就被土匪杀害，枪声一响，战士们立刻还击，可土匪把老百姓推到前面当“人肉盾牌”。朱向离一看，心脏像被揪住一样疼，他大喊一声“停止射击！不能伤了老百姓！”这一声令下，战士们的枪都停了，土匪却趁机扑了上来，子弹像雨点一样打过来。他身中两枪，警卫员小王为了保护他，身中七刀壮烈牺牲，他忍着剧痛，用最后一点力气举枪还击，直到子弹打光。

土匪把他俘虏后，见他是师级干部，想逼他投降，他冷笑一声：“我朱向离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土匪被激怒了，用最残忍的手段折磨他，最后竟剖腹杀害了他。等部队找到他的遗体时，他身上的枪伤有24处之多，军装被鲜血浸透，手里还紧紧攥着那枚党员徽章。消息传到陈赓那里，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当场红了眼，下令出动两万人围剿“巫阎王”，不到一个月就把这帮土匪一网打尽，为朱向离报了仇。

如今，成都龙潭寺的院山公墓里，19位“院山坡殉国烈士”的墓碑静静矗立，朱向离的名字刻在最前面。他一生用化名在黑暗中战斗，却用真名在光明到来时牺牲；他本可以成为驻外武官，在国际舞台上为国争光，却为了保护老百姓，倒在了新中国的土地上。在那个年代，有无数像朱向离这样的革命者，他们不怕牺牲，不是因为他们不珍惜生命，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才能换来更多人的幸福生活。我们今天能自由地生活、骄傲地站在世界面前，不正是因为这些先烈们用热血铺就了道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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