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宋美龄陪母亲到杭州游玩。临走前，一张13780元大洋的账单，送到了浙江省主席张难先面前。张难先没吭声，扔进了抽屉。不久后，蒋介石来杭州训话，台上大讲廉洁奉公。张难先取出那张账单，问：“夫人的这笔开销，谁出？”一时间，礼堂内鸦雀无声。
 
张难先本是沔阳一介书生，年轻时中过举，后来东渡日本，加入了同盟会。武昌起义他也在，推翻了满清，算是民国元老。但他身上却没沾半点官场习气，一辈子就认一个字：直。
 
与他共过事的人，送了他一个外号，叫“湖北一怪”。倒不是说他性格孤僻，恰恰相反，他待人和气，从不摆架子。怪就怪在他做了官，真把自己当成了百姓的仆人。在那个时代，的确像个异类。
 
1930年底，蒋介石任命张难先为浙江省主席，张难先五次推辞不获准，只得赴任。选张难先，蒋是有思量的，浙江是他的老家，前任张静江治理无方，留下个烂摊子，一般人真治理不好，启用张难先算是临危受命。
 
1931年3月，宋美龄打算带母亲去杭州游玩，蒋介石安排张难先接站，他嗯嗯啊啊地应着，挂了电话，转身竟坐上一辆破车，径直跑到富阳县“检查工作”去了。宋美龄带着老母亲一行人到了车站，左等右等，不见省主席的影子，场面尴尬至极。既然没人接待，她便自己带着母亲四处游赏，湖光山色，吃喝住行，六天里极尽排场。
 
张难先躲的不是人，是事。他太清楚这些人情往来的代价。夫人所到之处，从法国进口的化妆品到高档的生活用品，当地官员哪样不是挪用公款来献殷勤。他若是去了，便是默认了这笔开销。
 
游玩结束后，底下的人递上来一张账单，各项花销合计一万三千七百八十元。宋美龄倒也没客气，大笔一挥，让人把账单转交给张难先，意思很明白：让省府报销。
 
13780块大洋是个什么概念？根据《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及各地物价表记载，即便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块大洋也能买到三十多斤上好的大米。若按今普通大米两元左右的价格换算，宋美龄母女六天游玩的花费，折算下来接近百万元。在当时全国哀鸿遍野、浙江省政府连工资都发不出来的窘境下，这笔钱无异于从饥民口中夺食。
 
所以，张难先看了一眼账单，没吭声，拉开抽屉放了进去。
 
不久后，蒋介石到杭州训话，礼堂里座无虚席，他在台上慷慨激昂地讲着廉洁奉公的大道理，号召大家“共体时艰”。话音刚落，坐在前排的张难先，突然站起身来。他当着台下众多官员的面，从公文包里掏出那张已经压了许久的账单，用手高高举起，对着台上的蒋介石朗声说道：“这是半个月前夫人来浙的花销，共计一万三千七百八十元，您看怎么处理？本省财政捉襟见肘，实在无能为力。”
 
礼堂里顿时鸦雀无声，众人屏住了呼吸，生怕殃及池鱼。蒋介石站在台上，脸色铁青，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部下当众将了一军，只得硬邦邦地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谁开支，谁负责！”
 
这一句话，不仅让宋美龄自己掏了腰包，更如同当众给了蒋介石夫妇一记响亮的耳光。宋美龄气不过，私下派人去查张难先的账，想揪出他的尾巴。查的人里里外外翻了个遍，回来说：此人除了那点死工资，确实身无长物，连住的宅子都是租来的民房。
 
宋美龄不信，堂堂省主席，难道真就这么干净？她索性亲自坐车，直奔张难先的住处，要来个“突击检查”。那是一栋陈旧简陋的民房，推门进去，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妇人正坐在窗下纳鞋底。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粗布衣裳，双手粗糙，一看便是常年劳作的主妇。这便是省主席夫人。
 
张难先闻声出来，见是宋美龄，心里早已明白了来意。他不多作寒暄，转身走到中堂前，伸手一把扯下墙上挂着的山水画。画后面，没有暗格，也没有金条，只露出一个神龛。神龛里，孤零零地供奉着一块灵牌，上面赫然写着“张难先之灵位”。
 
看着宋美龄惊愕的神情，张难先开口了，语气平静而坚定：“我在职一天，灵位伴我一天。若有半点差错，立即自裁，以谢天下！”这话说得极重，竟带着几分“士大夫”特有的决绝。宋美龄看着这位一身傲骨的老人，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后来，张难先辞官回乡那天，杭州百姓在街道两旁摆满了清水和明镜，以此为他送行。这是杭州有史以来，百姓以“清如水、明如镜”相送的唯一一位离任官员。为官一方，得此民心，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