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于军队的大间谍，助纣为虐导致国家巨大损失，最终被判注射死刑结局如何？
1995年秋天，京西某处的军械保障会议临近尾声，气氛却并不轻松。桌上摊开的演习计划厚如砖头，几十套导弹勤务方案在灯光下闪着冷光，主持会议的刘连昆少将沉默少语，他低头划着笔，偶尔抬眼示意参谋记录要仔细。此时，没人想到这位从黑土地走出的老兵已经站到暗流的边缘。
刘连昆1933年生于齐齐哈尔，抗美援朝后进入军队，几十年里一直和枪炮弹药打交道。1988年，他戴上两颗金星，出任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这个位置看似后勤，却是装备型号、仓储坐标、战备计划的集散地。凡是集团军换装、远程火箭军转场，几乎都要经过这位少将的签字。熟悉他的人说：“老刘记性惊人，只要瞄一眼图纸，位置精确到米。”这种本领，在和平年代是本事，在阴影里却成了祸根。
当时两岸气氛日益紧绷，台湾方面制定了“渗透后勤优先”的指令。军情局的“少康专案”锁定了总后勤系统，原因很简单：前沿部队换防可以伪装，后勤跟不上却藏不住。于是，他们盯上了军械部这根“中枢神经”。

邵正宗大校是刘连昆的得力助手，主管外事和采购。1991年，他出国考察军贸项目，在新加坡被一位自称“跑船台商”的张志鹏拉去喝咖啡。张笑着说：“邵处长，帮点小忙，月子钱我兜着。”邵半推半就，最终还是留了一个联系号码。这一步棋，为后面的剧本埋下伏笔。
回到北京后，邵正宗偶尔拿出一叠港币，对刘连昆打趣：“老首长，咱们干了半辈子，退休够花吗？”刘连昆没吭声，只是抿了口茶。几个月后，邵带回一只印有台北某银行标识的存折：“这是见面礼，两万美元，没人会查到。”刘连昆这回点了点头，低声说：“事情要稳妥，不能出纰漏。”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台灯下的两张面孔一明一暗。

1995年春，李登辉在台北放出一句风凉话——大陆的导弹“只装空包弹”。表面看是挑衅，背后却暗示台方摸透了对岸底牌。大陆安全部门立刻警觉，追查泄密源头。可在那之前，刘连昆已经把一摞摞机密电报送出了海峡：某型导弹的备用阵地、应急部队番号、96年三次演习的射击窗口，甚至演习经费的大致额度，都落入对方手中。
不过，再精密的地下链条也撑不住频繁的秘密汇款。1998年底，一笔蹊跷的境外回款在海关系统触发预警。联络人被悄然控制，反侦察极强的邵正宗率先觉察不对，深夜致电刘连昆，电话那头只传来三句话——“可能露了，静观其变”“文件毁了没有”“家里保重”。通话戛然而止，监听小组却已锁定号码。
1999年初春，两辆军用吉普停在刘连昆家门口。逮捕令递到他面前时，这位66岁的少将没有反抗，只是问：“还能抽支烟吗？”办案军官点头。他叼着烟，慢慢点火，长长吐出一口白雾，“早知道有这一天。”随后，他摘下肩章，放在桌上。

军事法庭的审讯没有公开。卷宗里记下了他十五次泄密、总额近百万美元的非法收益、以及多名下线的交代。7月9日，判决书落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立即执行。注射室里，他的最后一句话据说是对警戒人员嘱咐：“保管好弹药，别再让人有机可乘。”
案子落幕后，总后勤部连夜补发了八十多份保密条例修订稿。新规里最严厉的一条，是所有涉密岗位必须做资金流动每月核查。有人感慨，战争的前哨线从海峡前沿退到了每一个军用邮箱、每一部加密电话的指尖。刘连昆倒下，扯出了一个时代的警报——后勤不只是输送弹药，也可能输送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