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的西藏社会究竟多么黑暗，农奴被视为牲畜，信徒甚至成为祭祀牺牲品？
1936年盛夏，一位来自印度口岸的旅行家骑着骆驼进入拉萨西郊的雪巴庄园，他在日记里写下一句冷冰冰的话：这里的土地，好像只用来证明谁是主人。那一年，三大领主——贵族、寺院、政府机构——握有西藏90%以上的耕地，余下零星旱地、牧场被数十万农奴分食，谁也没有脱离土地的自由。
在庄园体系里，差巴与朗生是两条截然不同的命运线。差巴名义上有一小块地，可交租、役差和人头税耗尽了全部收成；朗生连影子里的自由都没有，日夜服侍主人，主人一句话便能决定他的婚姻、生死乃至去向。史料统计，当时西藏人口中，能够独立支配生产资料的不到2%。
乌拉差役让劳动力像流水一样被抽走。每逢青稞收割季，差巴必须抬着粮袋步行数十里送到领主仓库；牧区的朗生则赶着牦牛团运盐巴。太阳落山，他们常常倒在牛圈旁的泥草堆里，夜里呼出的热气与牲畜混杂，空气里漂浮着呛人的氨味。

“这片地是谁的？”旅行家好奇发问。
“都是庄园老爷的，包括活人。”管家低声答。
“那我住的棚子呢？”一个刚满十四岁的差巴插嘴。
“也是他的，连你呼出的气都算数。”管家苦笑，转身离开。

老人们叹息：话说得重，却是事实。
温饱难求，青稞糌粑成了唯一主食。一个成年的男差巴每日配给不过二两糌粑与半碗酥油茶，若逢青黄不接，只能把炒糌粑加水拌成团硬咽。偶有羊肉，也多在祭祀时由上层分发碎骨残渣，底层再用水煮烂，权当滋补。

税负覆盖生命全程，这一点最能显示依附关系的牢固。订婚要交布料，结婚要交银币；妻子怀孕，领主派人上门收羊毛；孩子刚出生，便被登记在册，小小的人头税自此伴随一生；病了要交药税，死了还得缴纳“脱身银”。几重名目叠加后，农奴一年所剩寥寥，欠账越滚越大，只能把下辈子也抵押出去。
宗教权威进一步巩固了这种结构。寺院不只是信仰中心，更握有庄园和武装。僧侣们讲经时动辄引密宗典籍，强调“供奉越大，功德越深”，贵族借机加码捐献额度。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密仪以人体骨骼、皮革制成法器，极端案例选取十六岁少女，以求“身骨纯净”。相关档案残缺，留给后世的只有数件人骨号角与被灰尘遮蔽的人皮唐卡。
为了防止逃亡，领主私人武装遍布要道，他们定期巡查，抓回逃奴并当众鞭笞。抗争偶有发生，往往昙花一现。没有武器，没有外援，农奴们更多时候只能在夜里围着酥油灯低声商量，又在黎明时被迫背起更沉的背篓。

战局的转折出现在1950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在昌都取得胜利，随后沿年楚河谷地向西推进。兵锋所至，私军不堪一击，庄园铁门被推倒，差巴们第一次不用偷偷摸摸地走出院墙。1951年，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和平协议，边界静悄悄地改变了颜色，但制度的根脉仍在暗处盘桓。
真正意义上的断裂发生在1959年春。民主改革工作队进驻庄园，丈量土地、登记人口，发还耕畜和农具。此前只占人口2%的领主阶层被剥夺封地，余下土地按照人口与劳力重新分配。旧账一笔勾销，乌拉差役、布匹税、人头税全部废除，西藏自此结束了持续上百年的农奴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