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行刑前坦然进食饮水高歌离去，笑对刑场盘腿而坐称赞此地环境很好
1934年盛夏，瑞金城南的苏维埃大学礼堂里闷得像蒸笼。台上那位身着洗得发白的蓝布短衫、因肺病而面色苍白的校长正在讲《大众哲学》。他就是早在莫斯科翻译过《国际歌》的瞿秋白。课堂外传来的枪声此起彼伏，但屋里几十双眼睛仍盯着黑板，仿佛在听一场与命运赛跑的急就课。
苏区正在收缩。第五次反“围剿”连番失利，主力部队正酝酿西去。留给瑞金的青年干部，只剩这位文化部长短短几个月的授课时间。有人劝他趁早离开，他拍拍胸口咳了两声，笑答：“书还没教完，孩子们还没毕业，怎能走？”一句轻描淡写，背后是对文化阵地不能丢的执拗。
为了让学员们在最短时间内掌握识字与宣传技巧，他把课堂搬到山林与稻田之间。稀松的竹椅、用木炭涂黑的土墙，都成了黑板。“字要写在群众心上。”他说，“革命不只是枪杆子。”这套理念后来随学员分散各地，在赣南、闽西的游击区广泛开花。

10月，中央下令长征。瞿秋白因重度肺病被列入“非行军员”名单，与陈毅、邓子恢等留守闽浙赣分局。有人回忆，临分手那晚他把仅有的一匹矮脚骡牵给同样身患疟疾的徐特立，“你骑吧，我慢慢走。”一辆担架，一根竹杠，他被抬着穿行在齐腰深的稻田，却依旧用沙哑的嗓子给担架班讲《共产党宣言》。
1935年2月11日，为避空隙缩小的包围圈，留守机关决定向闽西山区转移。临行前夜，雨点重重砸在瓦片上，警卫焦急地劝他换套行商装。“扮成郎中不就行了？”他提笔写下“林祺祥”三个字，笑说：“祺祥，祺祥，图个吉利。”雨没停，道路泥泞，队伍被迫歇脚牛庄岭。就是这二十四小时的停顿，让国民党三十六师赶了上来。

枪声划破凌晨。邓子恢率一支小分队突出口袋，何叔衡则在乱石坡边滑坠牺牲。瞿秋白因为咳血加剧行动迟缓，被团团围住。乡保甲长认定他衣着寒酸不过一名“落难郎中”，却仍把他押到杭县监狱例行盘查。审讯室里，军官冷笑：“你叫什么？”他指指胸口草写的“林祺祥”，淡淡答道：“行医为民，别无他志。”这一拖，便是四十多天。
4月，一纸密报送到长汀。原苏区被俘人员中有人认出“那人好似中央的大笔杆子”。当月，郑大鹏在监院甬道里与他狭路相逢，脱口而出：“瞿部长！”身份至此尽露。师长宋希濂立刻上奏，希望以高官厚禄换来投降。“愿意坐南京高座，还是上路？”宋试探。瞿秋白微笑反问：“先生可知写字人与政客的分别？”一句轻飘却把门彻底关死。

6月18日清晨8点，电报由南昌急驰而来。蒋中正只发了六字：“就地正法，速处。”宋希濂将电文递到囚室。“瞿先生，还有最后请求吗？”“麻烦备纸墨、醇酒与香烟，朋友相送，总要有点礼数。”宋心想：这人果然倔。10点，一壶米烧、一碟豆豉、一盘青菜摆上木桌，他提笔写下《多余的话》，浓墨在纸上透出微光。写罢折好，交给看守，“烦你替我寄给老朋友鲁迅。”
临出牢门，他对送行的看守说：“别难过，革命人有自己的归宿。”看守低声回了一句：“保重。”这是第一句对话。队伍穿过长汀中山公园，沿途有好奇孩童探头：“叔叔，他们押你去哪儿？”他笑答：“去郊外散步。”这是第二句。第三句来自随行士兵，“你真不后悔？”他仰望远山，“信仰若能折价，那真该后悔。”
正午前后，罗汉岭草坡上草籽正抽新穗。他取出那份绝笔，再看最后一眼，然后将双腿盘成跏趺坐姿，闭目，轻轻哼起译过无数遍的旋律——“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枪声响起，旋律戛然而止，远处山谷却传来回声，似有另一支队伍在接唱红军歌曲。附近村民回忆：“那天风很大，可歌声穿得很远。”

瞿秋白的遗体被草席匆匆覆盖，学员们却暗中抢出了手稿与诗笺。几年后，闽西抗日动员大会的舞台上，正是这些手稿里的短剧和诗歌在传唱，它们提醒着后辈：教育与信念相辅相成。闽浙赣边的游击火种也依靠当年分局布下的骨干一路烧到抗战全面爆发。
研究党史的人常提一个问题：为何他能从容赴死？答案不只是“大无畏”，更在于他早在课堂上就把一切看透。知识是武器，纪律是盔甲，信念才是脊梁。失去前两个，后者仍在；若丢掉最后一根脊梁，再多武装也会轰然崩塌。瞿秋白用一生把这句话写在了战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