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廖耀湘终于获得特赦，刚走出监狱却被总理叫住，亲自交给他一个重要任务！
1936年盛夏，广州黄埔岛的操场上响起号角，校庆十周年的合影里，廖耀湘站在第二排。那一刻，他已是国民党军教导总队少校连长，法文夹杂湘音，谈起欧洲山地战术滔滔不绝，同学却更记得他一句玩笑：“将来要在最硬的阵地上立一面旗。”
廖家自清末即以诗书传家，父亲给他取名“耀湘”，盼望长子光耀三湘。少年廖耀湘先在长沙省立一师读书，后考入黄埔三期。蒋介石选拔留法名额时，他名列前茅，被送往圣西尔陆军学院旁听，顺带把巴黎的冬天和步兵协同战术一并带回国内。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先随杜聿明赴上海，再转南京。淞沪会战的弹雨尚未停歇，部队又被拉到广西昆仑关。那一仗，他用法军常用的交叉火力网守住山口，日军两次夜袭皆被打退，上级电报称其“稳若磐石”。1942年远征缅甸，热带丛林与广西山口迥然不同，他却能凭空投补给线支持部队突围，成为远征军内少数完整保存建制的师。
然而熟悉丛林的眼睛，并不一定看得懂东北的秋天。1948年10月，国民党高层决心“西进”解辽，廖耀湘率兵团离锦州四百里，却被林彪部三个纵队切断后路。缺乏空中援助、汽油又在半途冻住，兵团机动快不起来，被围歼于黑山、台安一线。被俘那晚，刺骨寒风吹得帐篷咯吱作响，他低头看靴尖，第一次无话可说。

功德林的高墙挡不住议论。起初，廖耀湘常对战俘同伴发牢骚：“等局势一变，我还得带兵。”杜聿明推门进来，压低嗓音：“老廖，形势不是想象的那样，你得先想清楚自己的路。”一句话说完，门口灯光晃动，两人都沉默。1956年，杜聿明已被特赦，还托人捎来一封信，只有一句：“与时舒卷，方能自持。”
同年秋天，刘伯承赴功德林挑人到军事学院讲课，点名要廖耀湘讲“昆仑关正面突击”。课堂上，他第一次面对解放军学员，放下原先口头禅“我部队如何如何”，改用“当时我方曾尝试”。几次讲座后，他主动申请参加马列读书组。

新中国第三批特赦安排在1961年12月，名单贴出时，他愣在走廊，直到管理员提醒才发现自己在列。离开大门时，工作人员请他去东侧小楼。侧厅里，周恩来正与几位被赦人员交谈。客人散去后，总理递来一本浅灰封面的笔记本：“过去你与蒋介石接触多，真实细节要有人写下来，这件事合适你做。”廖耀湘略显惊讶，答声不高，却很清晰：“愿效微劳。”
翌年，他主动到北京郊区红星人民公社果木队干了一整季活计，学习嫁接、剪枝，手上起老茧。傍晚回到宿舍，仍在笔记本上记录旧日的军事会议、蒋介石的口头批示，偶尔夹杂一句对战局得失的检讨。

1963年，全国政协设立文史资料委员会，他与杜聿明同时被聘为文史专员。两位昔日搭档重逢，一谈就是半日。廖耀湘把厚厚的材料交给工作人员时说：“这是那段风雨的底稿，希望以后有人能冷静地看。”
文史委员会库存里，最终留下他写成的二十余万字手稿，其中关于昆仑关、远征缅甸与东北兵团覆灭的部分，成为军史档案的第一手资料。1968年12月2日，62岁的廖耀湘病逝于北京医院。床头柜上仍放着那本浅灰色笔记本，扉页写着细小一行字：“凡事当求其是，不必求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