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女特工，历经三次牢狱之灾，三任丈夫为革命事业相继牺牲！
1932年冬夜，上海法租界一条狭窄里弄里，煤油灯把墙面映得焦黄。“跟紧我，别看四周。”年轻的女工装模样的人低声叮嘱身后的售货员。几分钟后，两人分头离开，只留下微弱的脚步声。那位“女工”正是日后被陈云点名认可的地下保卫骨干周惠年，她身上那只竹篮里，藏着长江局急需的密码本与缴获的手枪零件。
河南信阳的乡村空气混杂着麦秆与硝烟，1928年春天，这个尚未满17岁的女孩第一次接触情报工作——横川武装起事的交通联络。为了躲避检查，她剪短头发，穿上哥哥的旧褂子，夜里踩着田埂往返几十里传递指令。起义失败后，地方武装被搜捕，她也被关进县署的大牢。行刑名单贴在墙上时，外面却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地方一位同情革命的保长被组织争取，借故“误捕”将她带出牢门。自此，她开始意识到，女性身份与乡土关系，是地下交通线上天然的掩护。

随后她被调往上海。1934年春，上海局书记李竹声叛变，租界巡捕房连夜搜捕。她还没来得及转移文件就被抓进苏州河北路巡捕房。审讯室里，探员拍桌质问：“这些暗号是谁写的？”她垂着头，用夹杂乡音的普通话反复强调：“大字认不得几个，替人保管箱子罢了。”文件虽未及销毁，却因内容复杂难以对照，加上特科事先安排的律师以“受雇女佣”立辩，几个月后她被裁定“证据不足”释放。
走出牢门时，她接到两条噩耗。第一任丈夫谭忠余，作为顾顺章的助手，被派往苏联受训，回国途中因携带枪支在陕西被地方民团拦截，当场中弹。第二任丈夫李得钊在同一轮大逮捕中被抓，肺病急剧恶化，狱中去世。接连的丧偶并未让她退出。地下党内部有种说法：“心里只留一半给亲人，另一半必须随时准备交给组织。”她默默照做。
经验带来警觉，却挡不住新的风险。1936年初，她产后不到三个星期，又因叛徒线索被捕。这一次被送往苏州监狱。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共谈判的附带条款之一便是释放政治犯。1937年元旦前夕，她与数十名同伴一同走出铁门。监狱门口，她对同伴轻声说：“孩子还在哺乳。”对方只回了一句：“先回交通站，奶粉等会儿再想办法。”短短两句话，道尽了当时地下生活的秩序。

抗战全面爆发，重庆成了战时陪都。她随中央长江局辗转来到山城，负责与华中敌后根据地之间的电台与交通。日机轰炸频繁，防空洞成了临时指挥所。第三任丈夫黄文杰长时间在闷热洞穴里布置人员，旧疾复发，高烧数日后离世。为避免情绪影响工作，她把骨灰盒交给同事保管，当晚仍按原计划接收华中发来的密报，译码至凌晨。
有意思的是，同一时期，特科正在筹划清除叛徒白鑫。白鑫潜伏多年，甚至准备持假护照逃往意大利。周惠年的任务是监视其行踪并调配武器。某夜，她与行动队员在南京西路一幢公寓楼前蹲守。队员小声嘀咕：“姐，雨下个不停，再不动手枪栓要锈。”她只简短回应：“人一露面，两分钟结束。”几小时后，白鑫刚踏出楼门，随行保镖便被迅速制服，枪声在雨幕中被掩没。事后，她步行数站路，将沾湿的风衣塞进黄浦江边的垃圾箱，口袋里的联络纸条完好无损。

连番生死之后，她的名字终于进入上层视野。据当年身边同志回忆，陈云感慨“战线里有这样能干的女同志不多”，而周恩来在一次内部会上也点名表扬“中央交通第一女同志”，但她对此极少提及。1949年，她调入中央编译局，负责国际文件的整理与校对，日常穿着灰布中山装，乘坐公共汽车上下班，同事多半不知她曾在多座城市的阴影里往返。
1997年6月7日，周惠年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遗物里，除了几张发黄的交通证和一枚磨损严重的口琴，再无其他能证明过往的“惊险”。有些人注定在聚光灯外工作，却在黑暗中给时代留下了最清晰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