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某日，炮兵某部举行比武演习，八二迫击炮组连发数弹而未中靶。时任炮兵副司令员的赵章成将军跳下主席台，推开炮手，一手稳住炮身，一手取弹发射，首发即摧毁目标，全场掌声雷动。
 
 
1964年夏天，京郊某炮兵靶场上演了一场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的“实战教学”。
 
 
那会儿全军正在推广“大比武”运动，时任炮兵副司令员的赵章成已经年过花甲，那天恰好到场观摩。
 
 
轮到八二迫击炮组时，情况有些不好办。
 
 
靶场上土地泥泞，炮手们折腾半天，炮座底板在软泥里打滑，接连打了好几发炮弹，全都偏出老远。
 
 
全场几百双眼睛盯着，气氛越来越尴尬。
 
 
就在炮手们束手无策的时候，主席台上的赵章成突然跳了下来。
 
 
他一把推开不知所措的炮手，自己蹲在炮位上，没用炮架，也没用座钣，左胳膊稳稳夹住那根滚烫的炮筒，右手往炮膛里塞进一发炮弹。
 
 
老兵们当时就愣住了——迫击炮没有底座，发射的后坐力能把人震飞。
 
 
但赵章成的左手像是长在炮身上一样，纹丝不动。
 
 
炮弹入膛，一声闷响，不偏不倚砸在靶心中央。
 
 
全场先是死寂，随即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
 
 
台下的官兵都在心里犯嘀咕：这位老爷子到底什么来头？
 
 
赵章成这双手，跟迫击炮绑了近四十年。
 
 
1935年红军长征过安顺场大渡河，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急得团团转，十八名突击队员被对岸川军的机枪火力压死在滩头。
 
 
红军手里就剩一门破迫击炮、三发炮弹，没有炮架，也没有瞄准镜。
 
 
赵章成把炮筒搁在左臂上，竖起拇指比划了几下，那是独门的“跳眼测距法”。
 
 
第一发精准端掉了渡口暗堡里的机枪巢，第二发飞到川军指挥所的防空洞顶上炸开，第三发把溃退的残兵炸得四散。
 
 
活下来的突击队员逢人就说，没有那三炮，他们早把命扔在大渡河了。
 
 
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缴获了三门崭新的日制九七式迫击炮，可全师上下没人会用。
 
 
对面山脊上日军火力太猛，刘伯承一个电话把赵章成从几十里外调了过来，还从各连队抽了六个连枪都端不稳的新兵。
 
 
赵章成把六个人分成三组，每组递炮弹，他自己在三门炮之间来回跑。
 
 
二十来岁的年轻战士都跟不上他的速度。
 
 
那天整六分钟，他一个人打出去两百四十发炮弹，平均一门炮每分钟四十发，超过理论射速三分之一。
 
 
打到最后一门炮的炮管已经微微发红。
 
 
战后日军翻译官交代，指挥官根据落点密度判断八路军至少有一个炮兵排。
 
 
翻译官苦着脸说：“长官，对面其实只有一个人。”
 
 
抗日战争后期，日军碉堡很难打。
 
 
赵章成带着几个徒弟捣鼓出一套能把炮弹从炮口拽进炮膛的拉火装置，定名为“八二毫米平射迫击炮”。
 
 
一百多米外的碉堡被一发平射打出一个脸盆大的窟窿。
 
 
中央军委专门派人把图纸带回延安在全军推广。
 
 
打榆辽公路管头据点时，日军躲在双层混凝土碉堡里，子弹打不穿。
 
 
赵章成让人去村里讨几斤辣椒面，把炮弹拧开引信，倒出一半炸药混上辣椒面重新封装。
 
 
四门炮同时打响，辣椒面炮弹钻进碉堡的射孔，工事里呛得睁不开眼，日军捂着鼻子跑出来，被埋伏的八路军一一撂倒。
 
 
回到1964年那次比武，赵章成用单手扶炮首发命中，给晚辈们上了最生动的最后一课。
 
 
八一电影制片厂专程为他的“单手操炮”拍了一部军教片，在全军放映后，所有炮班都沸腾了。
 
 
1969年11月，赵章成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离世。
 
 
他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号室，和朱德总司令的骨灰同室。
 
 
骨灰架前没有花圈挽联，而是整整齐齐地放着两座精制的八二迫击炮模型。
 
 
那两门小小的模型，安安静静地告诉每一个走过的人——这一生，他和手里的炮，一刻也没有分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