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调离陆军，军长坦言并非军部决定，刘亚楼无奈发问为何不体谅自己的处境？
1949年11月，一个雨夜，北京西长安街的军委办公厅灯火通明。刚回国不久的刘亚楼摊开新中国空军组建草案，红铅笔画得圈圈点点——飞机有苏联可援，跑道能抢修改建，惟独缺人，尤其是懂战争、会带兵的骨干。电话线路此刻正拉向各大野战军，催要师团级老兵来“换装上天”。
消息传到西北野战军时，4军正在宝天铁路工地抢进度。十师师长刘懋功正蹲在隧道口指挥钻眼放炮，忽闻参谋递来电报：三日内北上，报到空军筹建委员会。工地热浪与黄土地的尘土一起涌上来，他一时愣住。妻子刚把两岁儿子送进兰州总医院熬大夜，自己连封家书都没写，这就飞去北京？眼前的炮眼像深井，他却知道，上面那口真正的“井”叫天空。

“刘师长，命令到了，咱硬着头皮也得执行。”张达志放低嗓门，拍了拍他的肩膀。刘懋功皱眉：“孩子还在医院，总部就不能等等？”张达志摇头：“不是我推你，是军委催得紧。”两句对话，说尽了前线与大后方的差距，也勾出了组织决心。
火车在风雪里晃了三昼夜，刘懋功赶到北京西郊机场。临时会客室里，他见到了比自己年长五岁的刘亚楼。这位刚当上司令员的福建人爽朗开场：“老刘，咱们连机场都没遮风的屋顶，你却嫌条件苦？”刘懋功憨憨一笑：“我打了十几年山头仗，没摸过飞机舵，恐怕耽误事。”刘亚楼把烟头在烟缸里轻点，“飞机也是武器，和步枪、大炮一样，要敢学敢用。空里的阵地大得很，等着你们这些打过仗的老兵去占呢。”

从北京到哈尔滨，首批陆转空的学员不足两百人，三分之二是连团一级指挥员。雅克-18教练机的座舱狭小，油门杆一推，雪面上嗡嗡作响，谁都没胆怯地跳伞。半年里，他们在课堂上啃《航空原理》，在机库里拆发动机，还得练习俄式无线电。有人玩笑：“原先抡大刀，如今玩螺旋桨，也是拼命。”刘懋功忙完飞行课，常抱着《发动机保养手册》熬到深夜，据说他能闭着眼摸准每根油管。
1951年初，东北前线急报：美机轰炸安东、义州，志愿军空军必须守住鸭绿江上空的运输线。临时组建的空14师被拉到沈阳外场，刘懋功成了师长。连夜动员会上，他走到黑板前圈出航线：“保障大后方就是救前沿部队，咱们哪怕一架敌机都打不下来，也得保住每一趟补给。”随后，他带头坐进米格-15，用半年的飞行底子硬顶上天。空14师最终护航千余架次运输机安全过江，没让敌机截断补给，也没丢一架友机。

1955年，授衔大礼在中南海举行时，刘懋功摘下头盔，换上少将军装。勋表上只有一枚二级红星功勋章，却压着6000多小时的飞行记录。这一年，他已三十九岁，比不少部下年长十来岁，可每一次训练还是抢着首飞。1962年，他调任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主持北方防空改建，亲自催着年轻飞行员学习雷达、导弹。他常说：“陆上打出来的经验，空中照样用得上，只是速度快了十倍。”
到1977年离任时，他已培养出两百多名合格飞行员，其中不少人成了后来的师、团主官。昔日在黄土地上穿草鞋急行军的师长，最终把脚印留在云端。有人统计过，那一批陆军出身的老兵，撑起了新中国空军早期近七成的指挥岗位。转型艰难，却也证明：当国家需要时，换一身军装，依旧可以打硬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