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秋风刚起的十月初，上海虹口的傍晚灯火摇晃，外白渡桥对面的咖啡馆里却静得出奇。几名身着便装的青年轮流盯着街口，其中一人轻声提醒同伴：“别急，等他再喝一盅。”另一人点头，“只要那位老爷今晚喝到酩酊大醉，明早这条街就要换天。”一句闲聊，已把生死按在秤盘上。
很多人记得傅筱庵是“首富市长”，却不了解他攀到那把交椅的路径。清季末年，15岁的浙江镇海少年傅根本没钱读书，一头扎进吴淞口的英国船坞给洋人打杂。做工两年，他发现，比汗水更值钱的，是能讨好权贵的眼力劲。有人看见他替一位督办提行李，顺手打着洋伞遮阳；也有人记得，他自掏腰包给盛宣怀夫人订制香樟木双驾马车。讨得欢心后，傅被收作“义子”，很快就坐进中国通商银行高层的位置。北洋政府缺钱，他递上一张230万元的借款单；将军们“感激涕零”，上海的公馆、浦东的成片土地便落进他名下。资本与权力的握手，把一个穷少年推成了老上海十指可数的大亨。

淞沪会战失利的硝烟刚在外滩上空散去，日本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急着在滩头树一面“华人自治”的旗。傅筱庵的名气、银子与银行渠道，恰好是现成的砖瓦。1938年初，他在一片鞭炮声里披上伪“特别市政府”市长的绶带，洋房门口立起了23名荷枪实弹的警卫，人人号称“特选精锐”。虹口的弄堂从此多了几双冷眼，邻里却私下嘀咕：靠日本人撑腰的“傅市长”再风光，也只是给外人看门。
重庆很快接到情报。蒋介石只说了一句：“此人不除，难安民心。”戴笠收线后没急着派枪，反倒从南京调来一个名字并不响亮的特务——陈恭澍。陈在北平干过不少“买卖”，对闹市潜伏手熟得很，几年摸爬滚打，他明白外部冲进去是死路，钥匙往往在屋子里。于是他盯上了府邸内外几十张熟面孔，尤其是那位总爱晚饭后溜到小酒馆独酌的中年管家朱升源。

朱是傅家老仆。二十年前，傅家老爷把这位在码头冻得发抖的孤童带回家，一口饭一勺汤把他养大。感恩还是怨恨？谁也说不清。日本兵在街口动辄抽鞭子，傅却在席上陪敌军将校推杯换盏，这情景一次次映进朱的眼底。陈恭澍没有高谈阔论，只在酒盅里慢慢添满旧岁月的账本：“你跟着他半辈子，如今上海却让外人指手画脚，你甘心？”朱举杯沉默，酒上了头，眼眶通红，只吐出两个字：“不甘。”一句话，足够开门。
10月10日，上海照例要庆“双十”，傅筱庵把厅堂装点得金碧辉煌，他要向日方联络官示好，也要向旧部显威。陈潜伏在街角，静待夜色发酵。戌时过后，红灯、洋酒、旗袍舞女，把客人们推向醉乡。朱扶着主子回卧室，顺手掩门。守在廊道的保镖被调去后院歇脚，巨宅一时空档。案几上的湘妃竹手杖还没放稳，寒光已闪。傅甚至来不及喊出声，便永远倒在耗尽油灯的床头。屋里只余沉闷的一声钝响，随后归于静默。

凌晨四点，弄堂口的雾还未散。朱提着一只寻常菜篮，跨出朱漆大门。门卫笑问：“这么早买菜？”他低声回：“府上客多，得备份活鱼。”话音落下，人已转进拐角。谁也没料到，篮底裹着的，是这座洋房的主人最后的面孔。接头地点在南市的老卷烟厂，陈恭澍只说：“辛苦了，兄弟，往后你就是厂里的张师傅。”一句承诺换得朱的安全，也给军统送去最有力的战果。

天亮后，傅家哭声四起。23名保镖被日军押到宪兵队轮番拷问，仍查不出破绽。最难堪的是伪政府的公函还在桌上——那是一份当日拟好的“自治建设计划”，片纸成了讣告。松井暴怒，却只能在封锁线外画圈。上海滩谣言四起，说“市长的脑袋留给中国人，身子就让鬼子去守”。市面上纸烟生意忽然多了家新掌柜，没人留意他的来历，只知道他动作熟练，点火时从不抬头。
傅筱庵的结局像一面镜子，把乱世里靠外力爬上高枝的短见照得清清楚楚。对军统来说，这桩刺杀的意义远不止一次“人头落地”，更是一次赤裸裸的提醒：铜墙铁壁可以雇来，真正的门闩却长在心里；一旦仆人转身，最锋利的刀就在卧室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