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某干部脱离队伍被提议处决，彭德怀同意枪毙，但毛主席坚决反对并认为不能杀！
1935年1月15日，乌江江面寒风凛冽，红四团的十六名官兵驱动四只竹筏悄悄靠岸。霎时枪声炸响，密集的子弹撕开夜色，子弹壳在岩石上飞溅。杨上堃领着突击队攀上陡峭石壁，抡起大刀砍断机枪火力点的掩体，为主力部队打开了缺口。此役之后，长征大军摆脱险境，挺进遵义。战场上，杨上堃二十出头，衣衫被硝烟熏得发黑，却笑得像个孩子——那一夜，他第一次领到归他个人名义的嘉奖大衣。
强渡成功不过是序章。随后的娄山关、腊子口，红四团继续做开路先锋。山雨夜行，石缝里渗出的寒气逼得人下意识握紧钢枪，但队伍悍不畏难，几次翻越绝壁，从侧翼插入，一口气把守敌逼退几十里。正是这一路血战，给杨上堃赢得了“不要命连长”的外号，也让前线指挥部把他与“敢打硬仗”的红四团紧密地捆在一起。
抗日战争爆发后，老长征骨干纷纷被拆分到各地。1939年春，晋察冀一分区进行换防，杨上堃从一团参谋长调往新组建的一支队。对一名年轻指挥员来说，这本是常规任命，却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触及了他的骄傲。情绪翻涌加上沟通失误，他与侦察科长袁彪带着二十来名弟兄、十几条枪突然离开部队。在华北山区的崎岖山道上，这股人马行迹匆匆，却谁也说不清目标在何方。

“这样就走？”袁彪低声问。
“先出去再说。”杨上堃回得干脆。
“可纪律怎么办？”
“等我想清楚了再回来。”

几句对话，层层波澜。三天后，他们还是折返。杨成武见面一句“回来了就好”，随即将情况电告总部。彭德怀接电后面无表情，只抛下一句：“军法处置。”在他的眼中，战场缺不得铁的纪律。
急电送到延安，中共中央连夜研判。毛泽东听完汇报，沉吟片刻，只说八个字：“先撤职，送抗大学习。”此举看似宽恕，实则给了错将一条窄路，让人先把枪口对准日寇，再对准自身缺点。会后有人轻声议论：“不杀？”一位参与讨论的干部回答：“人才不是草纸，用完就扔？”这段对话日后才流传开去，却也折射出决策背后的考量——在民族危亡的关口，罚当罚处，命却不能轻易取。

在抗日军政大学的窑洞里，杨上堃重新握起书本。白天练兵，夜里抄写《论持久战》，往往蜡烛烧成泪痕仍不合眼。课程结束，他被派往东北。1946年春，敦化山林连连枪声，是他指挥改编队伍围剿残匪的回响。东北民主联军兵源复杂，部队里既有前伪军，也有地方青年，红军出身的杨上堃懂得如何用纪律系紧他们。一次夜袭伏击，他佯装主力正面猛推，亲自率一个加强连从密林侧插，缴获迫击炮两门，俘敌百余。战后，地方干部回忆：“要不是他，县城一天都守不住。”
1948年围困长春，他麾下的72团负责北线封锁。炮声、饥荒、民众流离，战争的残酷在城墙阴影里凝成冰。几位战士一度想放人放枪出城，被他当场呵斥：“放他们一条生路，就是让更多百姓没命！”据统计，72团在四个月里截断敌人突围七次，坠毁的敌机残骸后来成了孩子们的秋千架。
1949年春，他随43军南下，江西赣南山多林深，旧匪的枪声时隐时现。凭着长征岁月练出的耐心与东北剿匪的经验，他先封锁粮道，再用熟人劝降，仅半年便瓦解多股武装。当地老百姓送来牌匾，上书八字：“化戈为犁，民自安业”。

建国后，他陆续担任赣州警备区司令、省军区参谋长、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60年代进山勘察林区时，常挽起裤脚趟过泥泞，自嘲“一把老骨头，还能再打几仗是几仗”。1981年离休时，他留下厚厚一摞手稿，多是回忆红四团冲锋的细节，也有对后辈的叮嘱：纪律重如泰山，犯错也要敢于改。
1984年5月21日，心脏病突发，生命的足迹定格在70岁。档案里记载，他曾因违纪被撤职开除党籍，也曾在枪林弹雨中两次立特等功。评价这条跌宕起伏的军旅路，史料只写了十二个字：既尝偏离，又能归队，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