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时他准备北上任职，途中却突然想起自己曾是汉奸，最终连夜选择南逃！
1938年深秋，香港的咖啡馆里坐满失业文人。前方烽火连天，后方报社凋敝，可汪精卫南京政权的招募启事像磁石一样，把一拨又一拨笔耕者吸了过去——稿费按银元结，外加公家洋房。一位刚从柳州监牢里放出的青年也托人递了名片，他叫胡兰成，绍兴嵊县人，彼时三十三岁。
胡家世代种桑养蚕，日子薄得像纸。胡兰成小时候靠族中长辈和“干娘”接济才读完杭州之江中学。1925年父逝，他草草成婚后外出闯荡，先在南京寄居同窗家，后辗转广西教书。1936年，他在柳州撰文痛批“军阀混战”，结果进了看守所。半年寒窗铁窗相伴，出狱那天，他拎着一本发黄的旧稿本，信誓旦旦说要“凭文章闯世界”。这种底层士子的豪言，在当年的乱世并不罕见。

抗战全面爆发，上海失守，文坛零落。大笔广告、时局社论成了赢利法宝。陈璧君带着2000大洋找上门时，这位才子住在法租界一间潮湿小阁楼。陈璧君把银票轻轻放在茶几上，说：“跟我们走，写你想写的，钱不是问题。”胡兰成抬头一笑：“钱当然要紧，笔更要紧。”汪精卫在旁只是点头。月薪转眼翻了十倍，他当上《中华日报》主编，随后进入伪政权宣传部，职衔副部长，出入皆是西装、日本军车。不得不说，文字在那个年代的确能换来切实利益。

高位伴随高危。李士群掌握特务，周佛海把控财政，谁都想拉他入伙。胡兰成左右逢源，却在1943年一次茶话会上脱口而出：“日本撑不过两年。”这句看似清醒的预判如同炸雷，几小时后他被关进静安寺路的监牢。三天后，随军日方清水董三将他保出，给的解释是“人才难得”。派系恩怨由此一笔勾销，表面风平浪静，暗里杀机已种下。
就在这段风声鹤唳的日子，法租界一条窄巷里发生了另一场相遇。胡兰成把一张手写便条塞进对门信缝：“明日下午两点，可否移步？”对面的人回了短句：“谈文，即可。”翌日午后，张爱玲穿一袭旗袍推门而入。两人初次交谈，她笑问：“你真信‘文字救国’？”他反问：“难道你不信情爱能救人么？”对答间火花四溅。恋情升温，婚书草草落款。可战火未熄，胡兰成身畔却从不缺新面孔——唐玉凤、全慧文、应英娣，名字轮番出现，仿佛走马灯。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南京伪府瓦解。多数骨干被推上法庭，他却凭借“张嘉仪”的新身份溜回苏南，靠三分钱一字的专栏文章度日。那时国民政府因内战焦头烂额，边缘汉奸成了“日后再议”的一栏空格。正是这段缝隙，为他争得三四年自由。
1949年国旗换色，北平易名北京。大批学者北上参政议政，梁漱溟也递出邀请，想在清华园内设“文化比较研究所”，副所长人选赫然写着“张嘉仪”。1950年腊月，胡兰成拎着半旧皮箱上火车，满车厢都是准备进京报到的知识分子。夜里风声透窗，他低声问邻座：“听说北京细查旧账，可真？”对方抖开报纸：“名单一天比一天长，连车皮都查。”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天刚蒙蒙亮，他拎包改乘南下列车，先广州，再转香港，最后踏上驶向神户的小船。

在日本，他的光环瞬间归零。翻译菜单、校对广告、给侨报写专栏，微薄稿费只够租一间六叠榻榻米。1953年，他与护士佘爱珍成婚，这是第八次走进礼堂。街坊看他常拎着竹篮买折价鱼干，回家后对着窗外写字，偶尔自言自语：“人若无根，笔也会飘。”东京的梅雨季反复无常，他的身体撑不过长期贫病。1981年7月25日清晨，胡兰成辞世，享年75岁。葬礼简单，几名学生、几支白菊。从乡村书童到异乡游魂，几十年间，他攀过权力的藤蔓，也被自己剪断的旧根绊倒，再无归去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