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成极为推崇的湘军名将李孟群，作为“二李一鲍”中唯一的文人武将，他的结局为何如此令人唏嘘？
1854年早春，洞庭湖的雾气才散，曾国藩在船头望着江面，把一纸调令交到李孟群手里。那位河南进士还穿着青呢长衫，脚下沾着船板的水渍，转身就被推上了湘军水师的甲板。
广西任职的几年，他打过天地会，也守过桂林。那时是地方团练的味道，兵不过千人、枪炮稀松；如今落到长江，彭玉麟的长龙船排开一线，号子震得江水打浪，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有人笑问：“老李，船炮你会用吗？”他擦擦袖子上的水，“不会，学就是了。”一句轻飘的话，却让旁人记住了那股子不怕摔跤的劲头。
水师初战便在岳州城陵矶。杨载福让船队逆流顶风，炮火把太平军逼退到江滩，李孟群率三百旧部跳板冲杀，箭矢淹没肩头仍不退。夜色里，彭玉麟拍着栏杆感叹：“文官也有这等杀法。”这一次胜仗，换来花翎与按察使衔，但更要紧的是江面控制权被湘军攥在手里。

武昌城头，李卿谷倒在英王陈玉成的火力下，那是同年七月的事。噩耗传到军中，李孟群只要求回乡守制三个月。曾国藩看过奏折，提笔写了四个字——“战事方殷”。丁忧被驳，他收拾好父亲遗物，在汉关、金沙洲、白沙洲三处连续出击，用短短半月逼退了西上的太平军。士卒私下议论：“这是拿仇恨当硝烟。”
湖北战线稳住之后，胡林翼将他调陆师，带二千五百人北上安徽。他从水上转到旱地，脚下换成了皖北的黄土。金口一战连克三圩，英山、霍山相继收复，但庐州死守却是硬骨头。福济病逝，安徽巡抚空缺，朝廷一道电报式的急诏：“李孟群署理。”兵不过三千，地面却要他一人兜底，行政与军务同时压在肩膀上。
皖北的补给线远不如水师顺畅，民夫粮船常被截断。李续宾从三河方向救援，结果七千援军被围歼。李孟群只得退守官亭、长城一线，筑土垒，取民家锅铁熔成弹丸。有人劝他暂撤合肥以南，他摇头：“安徽再丢半州，长江就不是我们的江了。”

1859年正月，大雾封河，陈玉成携七万人马合围长城镇，炮声三昼夜不停。城内药尽粮绝，仍靠井水熬稀粥。副将陈得才递降书三次，李孟群每次都在城头焚之。第四日夜半，城破。小校见他仍系着进士腰佩，惊问：“李台人，可愿投诚？”他只是把佩带塞进怀里：“投诚？我只欠故土一个交代。”
被俘之后，陈玉成出于惺惺相惜，没有上械索，也不许兵卒辱骂，甚至让弟弟李孟平一起安置。营帐里，两人第一次正面交谈。陈玉成开口：“若换座位，你我或可同桌饮酒。”李孟群答：“世情如此，岂能换座位？”谈到这里，两人都沉默，只听得蜡烛噼啪。

洪秀全的回信很快到达，字句平平：“不降者斩。”陈得才仍试最后一次：“李大人，可保弟弟性命乎？”李孟群看了看孟平，淡声一句：“兄长有命，弟自当听。”刑台前，他磕了三个头，一个向天子，一个向父母，一个向乡梓，然后束手受缚。斩首时年仅三十二岁。
消息传到北京，军机处定谥“武愍”，并允在庐州建专祠。朝廷表面给足了荣耀，但安徽防线已现豁口，长江中游重新烽烟四起。地方文官硬撑半壁河山的模式到此走到极限，李孟群的短暂生涯正好为这种模式划上句点。
有意思的是，后来彭玉麟回忆水师旧事时说，李孟群若仍留在船队，或许能活得更久。可是乱世里，没人能挑工作表。岸上岸下，文人或武夫，只要被裹进炮火，就只能随战局沉浮。一张进士诰命，终究抵不过一声炮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