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高官专攻书法名家，多位大佬如杜月笙黄金荣求字，却因身份遭回绝，不为流氓挥毫？
1935年深秋的南京路已见凉意，茶楼里却格外热闹。有人低声议论：“罗先生到底肯不肯落笔？”对面立刻接口：“他要真写了，老杜面子可就大了。”短短几句，把一场暗流涌动的求字风声点到即止。
彼时的上海滩，书法是门槛，也是招牌。青帮大佬要巩固“雅”形象，请名士题匾成了惯例。罗家衡偏偏是例外——他坐在静安寺旁的律师楼里，手边是黄庭坚《松风阁诗帖》的拓本，来者却是递名帖、奉名笺的杜月笙、黄金荣。两位黑白通吃的大亨，自认排队上门就够给面子，可门房只回了四个字：“先生不在。”几张贡笺被原封推回，夜色中翻飞落地，无人敢再捡。

罗为什么敢拂袖？答案并非一句“骨气”了得。早在光绪二十七年，他在吉安乡试夺得举人时，科举正在退场，新学潮水已至。乡人劝他守着功名混官糊口，他却把银子拿去买碑帖，独好黄山谷那股遒劲。黄庭坚评书讲究“涩而能豪”，写来不求圆滑，这股劲道恰对罗的性情——写字，是在纸上练心。
宣统三年，留日浪潮席卷江南。罗踏进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又偷偷跑去古书店摸写北宋墨迹。孙中山在东京演讲时，他跟在会场门口递过姓名片——那一刻，他意识到正义需要规则来守护，而规则离不开法律。回国后，他先在家乡创办法政学校，再被推上江西内务司长的位置。北洋政府时期他挪到北京做农商部次长，管的是关税、盐务，官绅勾结司空见惯，却换不来他的一笔墨。
真正与上海滩结缘，是三十年代初他转职律师。租界案件多如麻：工部局、巡捕房、洋行合同……法言法语间，他成了最能咬文嚼字的一位，人称“罗字典”。黑帮看中的，既是这座擂台上的“判例”，也是他案卷背后的“黄山谷”。他们假意求字，实则想用墨迹铺路，日后好在社交场合炫耀“与罗先生交好”。

一日夜半，杜月笙派得力干将重来。门外灯笼晃动，护院端出茶盏，罗家衡却只淡淡一句：“书写于心，不写于势。”随行人低声恳请，房内依旧平静。僵持半刻，罗把手中狼毫折断，放在桌沿示意送客——这是他独有的答复。送行回去的随从在车厢里愣神：“大哥，要不再等等？”杜月笙沉声道：“人家这脾气，留不得。”这一段对话后来被茶客添油加醋，但核心事实不变：罗字，从未流向青帮。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罗带家眷南下吉安。日伪两次递来委任状，请他出任南京伪司法行政部长，他只托人回话：“律条尚在，国土未在，无从执法。”同年，他赶赴香港见唐绍仪，劝其远离汪精卫的“国民政府改造”闹剧。三十分钟的会面无人旁听，外界只记得唐绍仪最后叹道：“君言深重，我思之。”不到半年，唐遇刺身亡。

抗战胜利后，上海恢复繁华。国民党亦有人邀请他出任高院院长，他谢绝，重新打开尘封的拓本，潜心整理《黄庭坚行楷结构释要》。1949年初夏，新政权在华东组建政法委员会，需要兼通旧律与新法的专家，他被点名入列。那一年他已近花甲，却仍以毛笔手抄新颁《人民法庭条例》，誊写时不删不改，连标点也照录——有人说这叫“用旧笔写新律”，倒也贴切。
1957年形势骤变，他被划为右派。校方本欲停职，他淡然应对，自请到资料室编《宋人法书汇考》，理由只有一句：“文章可毁，笔迹难伪。”三年后，书稿付梓，行家评其考证严谨、摹印精准。同年的冬夜，他病重住进华东医院，弥留前仍握空笔练腕。护士听见他低声喃喃：“左锋入纸，须转须折……”这是他几十年不改的口头禅。

1961年，罗家衡辞世，时年约60余岁。遗体暂厝联谊山庄。十多年后有关部门为其平反，移葬龙华烈士陵园，墓前立着一方小小青石：“罗家衡之墓——研法析理，以字立人。”铭文不到二十字，却囊括了他全部行止。
书法是一纸墨迹，也是一个人的脊梁。罗家衡没让自己的狼毫为黑帮所用，也没让政治风浪改写笔锋。他握笔时想到的，始终是那句黄山谷自勉：“凡人作书，当浑朴端庄。”这一点，他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