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得知刘亚楼住院专程探望，离开途中忍不住痛哭流泪：以后我不敢再见他了！
1949年7月的一个傍晚，西山脚下的临时办公厅灯火通明。地图上那一片空白的天空，让屋里每个人都沉默。陆军与海军的轮廓已现，可制空权却仍是未知数。战后局势风云莫测，留给新生共和国的时间并不充裕。
周恩来把目光停在一位中等身材、神情坚毅的上校身上。那人正是刘亚楼。懂俄语，参加过长征，去过苏联空军学院短训，指挥过多个战役——最重要的是，他敢决断。周恩来收起手中的文件，声音低而快：“亚楼，你来干吧。”刘亚楼仅用一句话回应：“保证完成任务。”这场对话后来写入空军档案，却只有短短十几个字。

三天后，他轻车简行，带着几名骨干直奔哈尔滨。那座抗战时期遗留下来的老航校成了雏形基地。校舍残破，跑道坑洼，他干脆让工兵连架设热炕，先把冬天熬过去。紧接着，刘亚楼率队飞赴莫斯科，和苏联方面捉对谈判，从教官到教材，从机型到器材，每一页合同都要他亲自签字确认。因为熟练的俄语口音，对方一度以为这位新中国将军就是自己人。
首批学员不足千人，散落在各地。刘亚楼跑遍齐齐哈尔、济南、南京等机场，白天看场地，夜里挑人。有人劝他调派几名经验老飞行员坐镇指挥即可，他摇头：“空军不是牌子，飞得起来才算数。”几个月后，新中国第一所系统航空学校挂牌，训练大纲照搬苏联又掺进八路军的“野路子”，目标只有一句话——打得赢。

1950年秋，鸭绿江畔的跑道在炮火中震动。空军参战的命令没给人喘息余地。那天清晨，机库大门掀起滚滚灰尘，米格-15啸声冲天。出动架次远超以往演习，飞行员平均空中训练不足100小时，却要直面对手的喷气机。“看准了，跟我上！”特级飞行员张积慧在座舱里吼了一嗓子，声传耳机。空战结束，一架B-29被击落，电台里传来庆呼。当天傍晚，刘亚楼站在掩体外，棉大衣被风吹得猎猎作响，他只记下一个数字：击落一架，己方无损。这条战报被发往京城，也写进后来制定的“技战并进、训战合一”条令。
实战催生了制度。飞行保障、夜航编队、山地导航等新规先在朝鲜前线试水，随后推广至全国。到1960年代初，空军已拥有歼击、轰炸、运输三大序列，年均培训飞行员突破千人。每一次夜航起落都伴随红色信号弹，而背后，是那位司令每天清晨五点半准时出现在指挥席的身影。

高强度日程终究留下隐患。1964年初夏，刘亚楼结束罗马尼亚军事代表团行程，回到北京时已消瘦得厉害。肝区隐痛被他压下，他仍照常主持条令修订会。11月，协和医院最终确诊：肝癌晚期。保健医生建议立刻手术，他摆摆手：“空军的章程还没定稿。”文件摞得像半堵墙，病房灯常亮到次日东方发白。

1965年4月，周恩来结束外事回京，得知情况，立刻转道上海。清晨七点，他走进病房，把一叠新打印的条文放到床头。“文件带来了。”刘亚楼抬眼，“第七条，夜航转场要补一句‘预判天气’。”声音沙哑，却不含糊。两人边看边改，一笔一划。讨论持续近两小时，医生数次提醒输液。告别时，刘亚楼坚持起身，抬手敬军礼。走廊里无人，周恩来扶着栏杆，肩膀一颤，泪水夺眶。
5月7日16时25分，刘亚楼停止呼吸，年仅55岁。八宝山礼堂外，歼五编队低空通场，拉出三条素白烟。追悼规格按副国级执行，却仍难平空军官兵的哽咽。几周后，空军司令部大厅正中刻下一行字：“空军要靠得住，什么时候都靠得住。”那是他最后的嘱托，没有多余修辞，像他一生的行事准则，锋利、直接、从不绕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