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刘伯承搬到北京郊区，左眼视力几乎丧失，陈毅探望时却安慰他说瞎了反而更好
1965年腊月二十九，北京西山飘着细雪。一个从四川赶来的老参谋抱着一篮蜜橘敲开小院的门，他在房檐下搓着手，等着主人踱步出来。门开处，只见刘伯承披着灰呢大衣，手里攥着一只比巴掌还大的放大镜，眯着左眼，声音沙哑却清亮：“大雪堵没堵着乡亲们的粮路？”
客厅的炉火噼啪作响，老参谋正想劝首长多歇歇，刘伯承却偏过头，把放大镜递给来人，示意他替自己读昨晚送来的《参考消息》。纸上尽是边防要闻，字小如蚂蚁，他却一句不肯漏听。这只剩下模糊光影的左眼，从前在川军战壕里替失明的右眼挑过大梁，如今也摇摇欲坠，仍不肯认输。
时间往前推近半个世纪——1916年，丰都山城血战，24岁的刘伯承颅骨中弹，右眼失明。医师劝他保命，他硬是咬牙拔弹，缝合时不许打麻药。日后东征北战，草鞋磨破了，眼眶却始终空着。多年指挥作战，他习惯把地图贴到鼻尖，用那只残存的左眼丈量山河。

1964年夏，中苏边境紧张。68岁的刘伯承带着十几处旧伤，一路自滇藏高原转赴东北。沈阳军区汇报完，他又坚持坐车北上，到海拉尔的戈壁，察看边防阵地。风卷着沙石扑面，他只眯着那只独撑多年的左眼。行程结束回京，还没出机场，眼压已飙到七十多度，医生紧急收入总后医院。手术风险太大，他点药、冷敷、打止痛针，勉强留住些微视力。
风声却忽然更紧。1966年春，军委战略小组被撤，熟悉的办公室人去楼空。刘伯承想到旧部仍在前线，心急如焚，又不得不随着夫人搬进西山深处的小院。外头形势日渐紧张，山里倒像成了一个不被打扰的临时议事堂。午后，陈毅拄着拐杖上山，叶剑英和聂荣臻随后赶到，几位老帅围炉而坐，低声交换部队动态。

“老总，山里清净吧？”陈毅抿着井水泡的茶，故作轻松。
“清净是清净，可炮声还在耳朵里响。”刘伯承苦笑。
叶帅接口：“正因如此，更得有人把舵。”
屋外北风呼啸，屋里却燃着一股倔强的火。

同年冬月，吴玉章病逝。刘伯承得讯后，整夜不眠，左眼再度剧痛。周总理闻讯，批示他去济南、南京、上海换院诊治。刀光针影都不敢动，他在病床上用粗笔写下几行歪斜的字，交代随员：“每日把前线简报念给我。”医生摇头，他却只说一句：“兵在天山，我怎能闭眼？”
1972年初，陈毅病危。刘伯承已失去全部光感，仍执意去送终。众人搀扶他摸到灵榇前，他颤声呼唤：“子良，咱们并肩几十年，你先走一步……”话未落，泪水顺着风霜斑驳的脸颊滑落，那一刻，屋里连呼吸都放轻了。
此后不久，刘伯承时而清醒，时而恍惚。偶有好转，他会摸着床沿，比划战场方位，口授新式炮兵阵位图，护士悄悄记下。听到试验基地传来导弹升空的消息，他用手背抹湿了的眼眶：“好，好，总算没耽误。”

从1973年起，他一直住在医院。腿部骨裂、胸口旧伤、胃部手术后的疼痛轮番来袭，医护轮班守着，给他翻身、按摩、读报。有时候，他会忽然问：“四川今年水稻收成咋样？”声音轻，却透着不容含糊的劲头。
1986年10月7日清晨，心电监护仪的波形缓缓归于平直。94岁的川军少年、抗日名将、开国元帅，在病榻上结束了漫长的战争与病痛。噩耗传到中南海，邓小平提笔写下悼文，言辞简练却深情。追悼会上，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帅齐聚灵堂，沉默良久。人们说，刘伯承一生只剩一只眼，却看得比许多人都远；后来连那一点光也没了，他仍用心中的坐标为国家量方位、定决策。 病榻可以锁住身体，却捆不住他那双早已融进山河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