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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唯一缺席1955年授衔的开国上将,他因不愿参与对老领导的批判,导致其授衔被推

他是唯一缺席1955年授衔的开国上将,他因不愿参与对老领导的批判,导致其授衔被推迟,最后得到了罗荣桓元帅的理解与支持,最终在1956年被补授上将军衔,他是谁?这个人就是铁血战将王建安。熟悉解放军军史的人都知道,论战功、论资历,王建安妥妥的上将人选。他从黄麻起义扛起枪,红军时期反围剿、长征路上闯生死,抗日战争扎根鲁中抗敌寇,解放战争指挥兵团打遍大江南北,

王建安1908年生在湖北红安,家里穷得叮当响,14岁就去当学徒,受尽欺凌,1927年黄麻起义时他第一个扛着云梯冲上黄安城墙,子弹擦着头皮飞,他眼都不眨,这股狠劲让战友们都服他,后来他从副班长一路干到红四军政委,长征路上率部三过草地,粮食吃完了就啃树皮,很多战士冻得截肢,他却始终跟士兵们同吃同住,没人见过他摆官架子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鲁中当军区司令员,组织民兵搞“麻雀战”,日军扫荡时他带着部队钻山沟,白天藏起来晚上摸营,曾在一次战斗中歼敌1800多人,收复宁津县城,老百姓都说“王司令来了,鬼子就跑了”,他还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伤员,自己跟战士们一起步行,这份体恤让部队凝聚力特别强 。

1954年那阵子,全军都在批判饶漱石,王建安作为华东野战军的老人,以前受过饶漱石不少提拔,开会时有人一个劲地催他发言,要他把老领导往死里批,可他坐在那儿就是不说话,手里的笔记本都快攥烂了,最后只说了句“我没什么好说的,不能昧着良心讲话”,这话一出口,会场瞬间安静,有人当场就拍了桌子,说他“立场有问题”,会后还有人找他谈话,说只要他写份检讨就能过关,可他梗着脖子说“检讨可以写自己,但不能冤枉别人”,这份执拗在当时几乎是“自毁前程”。

1955年授衔名单出来,果然没有王建安,很多老战友都替他着急,有人劝他找组织解释,他却摆摆手说“军衔是打出来的,不是求出来的”,他依旧每天天不亮就去部队看训练,该干啥干啥,好像这事跟他没关系,可谁都知道他心里不好受,晚上常常一个人对着地图发呆,那上面密密麻麻的红圈都是他当年打下来的阵地。罗荣桓元帅当时负责授衔工作,他看了名单后直接找到军委,说“王建安打仗不要命,为人正直,不批老领导不是错,是他的骨气”,还拿出王建安的战功档案,从黄麻起义到抗美援朝,每一场战役都记得清清楚楚,最后拍板“这个上将必须给他,晚一点也没关系”,这份力挺让很多人都没想到,毕竟当时政治气氛那么紧张,罗帅敢说这话需要多大的勇气。

1956年1月,王建安被单独补授上将军衔,授衔仪式很简单,没有鲜花也没有掌声,他接过命令状时手有点抖,却没说一句抱怨的话,只是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后来有人问他后悔吗,他说“后悔啥?我守住了良心,比啥都强”,这话听着朴实,却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有分量 。很多人只知道他授衔晚了一年,却不知道他后来当了一辈子副职,沈阳军区副司令、济南军区副司令、福州军区副司令,不管到哪个岗位,他都把工作做得滴水不漏,叶剑英元帅评价他“不容易,能屈能伸是真将军”,这话一点不假。

解放战争时期他当华野8纵司令员,孟良崮战役时他率部主攻张灵甫的74师,部队伤亡惨重,参谋劝他缓一缓,他却吼道“现在停,前面的血就白流了”,亲自带着突击队冲锋,最后硬是把74师的阵地拿了下来,济南战役中他提出“攻城打援”的战术,被粟裕采纳,还打出了“济南第一团”“济南第二团”,这些荣誉都是战士们用命换来的,他却从不居功,总是说“功劳是大家的,我只是个带兵的”。

我总觉得,王建安的故事里藏着老一辈革命家的骨气,在那个特殊年代,能守住良心不随波逐流,比打赢一场战役更难,他的战功够得上十个上将,可他的品格比战功更耀眼,现在很多人讲“情商”,觉得会说话、会站队才重要,可王建安用一生证明,真正的硬气,是宁肯少个军衔,也不丢了做人的底线。那些在战场上拼过命、在生活中守着原则的人,才是真正值得我们记住的英雄,他们的故事,不该被时间冲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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