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会战期间，国军第10军奉命救援被困于常德的第57师。在增援途中，第10军的预备第10师被日军截击而损失极其惨重，师长孙明谨壮烈殉国。根据日军一联队长的回忆，日军十分敬佩孙明谨师长，将其郑重安葬，并且树立了墓碑。
第57师困守常德，第10军奉命向前增援，预备第10师冲在一条很危险的路上。等他们快要接近德山一带时，日军已经不只是堵路，而是盯准了这支援军的行军方向，准备把它打散。这件事要放在1943年冬天来看。

11月，日军向常德发动大规模进攻，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打乱中国军队在湘西北的防线。常德守军第57师在城内苦撑，外面的部队必须尽快打过去。
对于第10军来说，这不是普通行军，而是一场带着时间压力的救援。预备第10师原本兵力并不宽裕，部队经过连续调动和急行军，体力已经消耗很大。
可命令压下来，孙明谨没有太多选择。常德还在打，德山又是接近常德的重要位置，如果援军迟迟不到，守城部队的处境会更加艰难。
这种时候，慢一步，可能就是一座城的生死。孙明谨不是那种靠传奇故事出名的将领。
这样的经历让他熟悉军事条令和作战计划，可真正带一个师在复杂战场上穿插突进，又是另一回事。战场不按课本走，敌机、炮火、伏击、通信中断，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拖垮全局。
预备第10师向德山方向推进时，日军通过侦察掌握了其行军路线。这里面有日军准备充分的一面，也有预备第10师警戒不够严密的一面。
援军急着赶路，队伍拉开，师部又是全师指挥核心，一旦暴露，危险会成倍增加。后来惨剧的开端，就藏在这种紧迫和疏漏之中。
1943年12月1日前后，预备第10师在德山附近遭到日军猛烈截击。日军火力压上来后，战斗很快波及师部，师部不是普通机关，军令、通信、参谋人员都集中在这里。
它一乱，各团之间的配合就会受影响，对一支正在执行救援任务的部队来说，这几乎等于被人打中了要害。孙明谨没有在混乱中退到后方。
他在火线附近组织抵抗，亲自督促部队继续向常德方向突进。相关战场记载里提到，他身中数弹后仍鼓励官兵杀敌。
那一刻，师长这个身份不是坐在地图前发命令，而是站在最危险的位置，把自己的命也压了上去。预备第10师的伤亡很重。
师直属部队和下辖各团都遭到严重打击，参谋长何竹本负伤被俘，后来脱险；副师长李拔夫突出重围。原本只有六千多人左右的部队，经此一战后兵力大幅下降，只剩两千多人。
这个数字背后，不是冷冰冰的统计，而是一支部队元气被打伤的现实。孙明谨阵亡后，预备第10师的处境更加艰难。
师长不在，指挥链受损，前线各部既要抵挡日军，又要寻找新的协同办法。第30团等部队在听到师部出事后出现动摇，这也说明战场上最怕的不是单个阵地失守，而是全师指挥信心被打断。
战争的残酷，就在于它常常不给人重新整理队伍的时间。第10军军长方先觉原本曾任预备第10师师长，对这支部队感情很深。
看到老部队遭受如此损失，他自然难以接受。战后围绕救援部署、部队调动、指挥权限等问题，第10军与第九战区之间产生激烈矛盾。
这不是一句“谁对谁错”能说清的事，因为当时各级都在压力下做选择，很多决定一落地就要用人命来验证。但有一点不能回避，预备第10师这次受挫，既有敌军伏击凶狠的原因，也有自身战场准备不足的问题。
孙明谨个人的牺牲值得敬重，可他作为师长，也承担着保护师部、掌握敌情、稳住队伍的责任。历史不能只写热血，也要看代价。
只有把两面都看见，才算真正理解这场仗。日军一名联队长后来在回忆中提到，他们对孙明谨的战死表现出敬意，并将其安葬，树立墓碑。
这个细节让人感慨，但不能把侵略者写成“仁义之师”。他们发动战争，制造苦难，这是根本事实。
敌人对一名战死将领的敬佩，恰恰说明孙明谨最后的坚守，有一种连对手都无法轻易抹掉的力量。常德会战中的第57师守城，第10军冒险驰援，预备第10师血战德山方向，这些场景连在一起，才构成那年冬天真正的常德战场。
城里的人盼援军，城外的人拼命往里打，谁都知道前面危险，可总得有人向前走。孙明谨倒下的地方，距离目标并不遥远，却隔着敌人的火力和一支部队的巨大损耗。
今天讲孙明谨，不该把他写成没有缺点的完人，也不该因为预备第10师损失惨重，就忽略他最后的选择。一个军人最难的地方，是明知局势不利，还要承担命令；明知可能回不来，还要把队伍往前带。
他的指挥有可讨论之处，他的殉国却不容轻慢。抗战不是几句豪言撑起来的，而是无数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战场上付出生命。孙明谨师长的结局让人痛惜，也让人明白，真正的气节不是口头表态，而是在最混乱、最危险、最难选择的时候，仍然把责任扛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