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何香凝临终前请求不要火葬，周恩来含泪允诺她的心愿，不烧真的做到了吗？
1972年初秋的南京，雨水刚停，中山陵偏北的一块新地基悄悄开挖，那是为廖仲恺和何香凝预留的合葬穴。十一天前，94岁的何香凝在北京医院咽下最后一口气，她留下的唯一要求是“与仲恺同土，不起炉火”。周恩来听完，红了眼眶，只回答两句：“不烧。不烧。”
回到70年前，1878年6月27日，香港皇后大道一幢茶行宅院里传出女婴啼哭。父亲何炳恒是远近闻名的茶叶商，家法森严，唯独对幼女格外纵容。三岁那年，家人拿来裹脚布，她倏地抓起剪刀一剪两段，钉钉当当甩在地上，自此成了弄堂里少见的“天足姑娘”。这一幕让人哑然，却也埋下种子：这位少女骨子里不肯屈从。
1897年，19岁的少女在广州见到了英文流利、戴金边眼镜的廖仲恺。两人订婚的消息一出，亲友大都摇头：一个是港岛商贾之女，一个是归国留学生，云泥之别。可她执意出嫁。婚后第二年，两人负笈东瀛，日本神户的书店与咖啡馆里，他们第一次聆听孙中山的演讲。那天夜里，仲恺在宿舍门口轻声说：“加入同盟会吧？”她只回了三个字：“还有我。”这一声回答，把一位闺中画师推进了惊涛骇浪。

1905年至1911年之间，留日学生风起云涌，同盟会机关报散落各处。何香凝白天听课，晚上伏案画梅，把出售画作所得暗暗汇往国内采购枪械。她常说：“花鸟入画，不过借壳传声。”对她而言，笔墨不只是艺术，而是武器。
1922年夏，广州石门水道。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撤离，廖仲恺遭扣于永丰舰。何香凝三次往返炮火间传递信息，硬闯兵舰谈判，一身青布长衫被炮灰染成灰黑。守军头目拦截，她指着船舷冷声道：“你若怕死，让我进去；你不怕死，咱们船头见。”对峙数分钟，对方退让，她把丈夫救了出来。这场营救，使她在党内声名大噪，也埋下仇怨。

1925年8月20日清晨，广州史巷。廖仲恺步入党部大门，枪声骤起，鲜血迸溅石阶。奔到现场的何香凝只来得及扶住丈夫，他低声说：“国可废，我与汝偕亡。”气息便散。噩耗震动南方，国民党内部随即再度分裂。蒋介石提出“清党”主张，何香凝在追悼会后愤而冷言：“枪口若对准同袍，革命的魂就葬了。”她带着子女离开广州，随即出访欧美，为遗孀与革命奔走募款。
1931年“九一八”事变，远在欧洲的她立即买船票返国。船舷靠近上海时，城市上空的探照灯正驱散夜色。她在日记里写下：“国土在燃，何来旁观。”次年，她卖掉珍藏名画，在香港上海之间往返，筹得僑胞捐款及自己画作所得七百余万元，全部用作抗战医药和寒衣。那支绢本《寒梅图》当年拍得二十万银元，一半换成武器，一半做难民赈济。

抗战期间，她组织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奔走前线后方。有人担心她年近花甲，劝她保重身体，她只微笑：“我不在前线，怎配说救国？”这种把个人安危放在次要位置的态度，感召了成千上万女性走上战时服务岗位。
1948年，中国致公党、民革等民主党派酝酿联合北上。何香凝的家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盯梢，但她仍按期出席香港各民主团体会议，支持和平建国主张。1949年春，她经新加坡、香港辗转抵达北平。建国后，她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她提议在国徽设计中加入麦穗与齿轮，象征工农联盟，这份设计稿至今仍在国家博物馆保存。
晚年的何香凝，更多时间在北京寓所作画，笔下的松鹤与梅花仿佛与岁月赛跑。1972年8月下旬，她自知时日无多，唤来医护与工作人员，声音微弱却清晰：“请告总理，我愿随仲恺去南京，土葬即可，切莫动火。”守在床边的廖梦醒泣不成声。周恩来赶来病房，轻握她的手，说：“香凝先生放心，中央同意，一切照办。”

9月10日，灵车驶抵紫金山脚。挖好的墓穴旁立着一方青石，刻着“廖仲恺何香凝之墓”。随葬品极少，只有一幅她亲手绘制的寒梅。仪式结束，石封落锁，风吹下几片梧桐叶。知情者感慨，这对革命伴侣终成同穴，比肩长眠，正如他们生前并肩走过的半世纪风雨。
回看何香凝的一生，拒缠足、赴东洋、闯炮舰、怒斥清党、募捐抗战、再到执掌民革，她靠的并非“巾帼英雄”四个字的虚荣，而是对自由与民族命运的执著认定。她曾评自己：“我只做该做之事。”这句看似平淡的话，道出近代无数先辈的共同境界——行事不问成败，只问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