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后代多次申请入党未被批准，只因父亲身份未认烈士，毛主席亲自证明其清白！
1933年春天的瑞金城外，天光才露白，工地上最后一根杉木梁被推上屋脊。这里正拔地而起的，是即将举行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的“大礼堂”。搭在脚手架上的年轻人指挥若定，他叫赵宝成，山西翼城人，那年二十九岁，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的厅长。
大多数人记得大会上闪耀的领袖与红旗，却很少留意是谁把砖瓦与木梁化成这排“六大建筑”。为了赶在雨季前竣工，赵宝成带着三百多名工匠昼夜轮班，白天搬运杉木，夜里点起松油火把堆砌青砖。粮食不够，他把自己的口粮分给木工；缺钉子，就拆破旧屋梁取铁再锻打。工程提前半月交付，毛泽东到现场视察时拍拍梁柱：“材料节约点，时间要准点。”赵宝成笑着回答：“能交卷。”一句话，掷地有声。

如此担当并非偶然。十年前的北平，赵宝成考入京都大学工科，课堂之外却沉迷马列译本，与同窗秘密筹建读书会。1929年春，他已是地下交通线的重要联络员。4月13日，他在上海虹口公园与同志合影，照片中央的他神情沉稳；谁也想不到，这张照片三十六年后会成为生死攸关的证明。
工程竣工后，总务厅曝出财务漏洞。虽然问题出在下属贪污，作为负责人，赵宝成被调离岗位，先去修械站，再到被服厂任副厂长。有人替他抱不平，他却说：“厅长不是官，责任是官。”话音不高，却透出倔强。

1934年秋，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苏区成了孤岛。赵宝成主动申请去兴国铜钵山，坚持游击。山风凛冽，粮弹皆缺，他率百余名指战员辗转山谷，与追剿部队周旋。当年6月，队伍被围，他命令年轻战士突围，自身却留守火力点。枪声、松烟、石壁回响，终局定格在33岁的年华。
噩耗传到延安，妻子石澹峰跋涉千里赶回山西，独自抚养幼子石毅。战争结束后，她整理丈夫遗物，写下烈士略传，无奈缺少正式档案，材料被退回。石毅参军后，多次申请入党，都因“父亲情况未明”被搁置。

1956年，石毅在丹东举行婚礼，师长送来一张旧相片，恰是那张1929年的合影。母子对着照片沉默良久，石澹峰低声说：“这就是你父亲。”两年又两年，他们搜集证言、比对名册，却仍差临门一脚。
1965年7月，石毅将照片和说明寄往中央办公厅。那天北戴河海风正烈，毛泽东接过材料，看了片刻后说：“我认识他，这是赵宝成，我可以作证。”批示随即送往中组部，调查组奔赴江西、上海、山西，档案、口供、工地残存图纸逐一核对，结论无可置疑。

1966年12月，翼城县影剧院挤满乡亲，黑底白字横幅挂在舞台。县委宣布：赵宝成同志确认为革命烈士，家属享受国家抚恤。锣鼓声里，石澹峰握着儿子的手，只说了一句：“他总算回家了。”
六大建筑仍在瑞金青山之间，杉木梁上的榫痕记录着匆忙与坚韧；铜钵山的石缝里，弹壳和松针一起化作黄土。那道亲笔批示、那张褪色照片，让一段被尘封的功绩回到史册，也让一个家庭的等待终有着落。历史有时转身缓慢，却从不忘记那些悄无声息把砖瓦垒向天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