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陈璧君生命终结前，不忘给子女写信，嘱咐他们铭记国家的恩情与使命！
1946年4月的一场春雨，把苏州府前路面的青石板冲刷得发亮。临时特别法庭内，押着一位中等身材的女子入座。她穿着早年越洋定制的呢绒短大衣，面色苍白却目光倔强。警卫低声提醒：“请坐好，不要交头接耳。”她微微颔首，“我知道规矩。”旁听席窃窃私语，这一刻，曾经的“同盟会女侠”与“伪南京政府副主席夫人”两个身份，在聚光灯下撞得粉碎。
这名女子便是陈璧君。回望四十年前，她还是马来亚怡保一家锡矿富商的掌上明珠，16岁那年随父返穗，听孙中山演讲，又读到《民报》，便执意加入同盟会。那时的华侨社会捐款支援革命，她却想亲自搏命。广州新军起义前，青年汪精卫常去她家筹款，两人志同道合，渐生情愫。数年后，上海法租界的小洋楼里，他们简单地交换了戒指，见证人只有几本被汗水浸皱的《民报》。

抗战全面爆发后，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可在重庆，汪精卫却认定抗战无望，私下策划“和平运动”。陈璧君对外解释说：“要救中国，只能另辟通路。”她随夫东渡河内，再北上东京，最终在1940年3月看着丈夫在南京就任伪政权首脑。那一年，她四十九岁，出任“中央政务委员会”委员，掌理妇女、慰劳、宣传等事务。曾经的“革命夫妻”自此被贴上“汉奸”标签。街头巷尾对她人所共知的锋利无畏，如今成了凌厉的反面教材。
1944年冬，汪精卫客死名古屋。短短几个月后，日本投降，南京失守。陈璧君在仓皇之中撤至上海法租界，却终被宪兵逮捕。苏州审判那天，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列举罪状二十余条。她起立反驳：“我追随的是和平理想。”审判长只是淡淡一句：“法律面前，请用事实说话。”庭上旁听的市民却爆发嘘声。最终，江苏高等法院宣判：以“通敌叛国”罪，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财产充公。法槌落下，掌声起伏，金陵春日的细雨没有停。

被押往苏州监狱时，她已是满头白发，却仍携带着一摞英文小说和两本《诗经》。在狱中，她写信给海外的长子汪文斌：“安心读书，无论如何要靠本事自立。”这封信今日仍存于香港，其字迹清秀有力，看不出绝望，却也没有往昔那般张扬。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提篮桥监狱改隶上海市公安局，原国民党时期的要犯悉数重新登记。档案显示，陈璧君被编为“特甲一号”，关押条件不再优渥，却仍获准保留眼药和药膳。监舍里，她常对年轻女犯讲自己的往事，“早年读书要翻墙进校，女孩子也能做大事。”听众好奇地追问：“那后来呢？”她沉默片刻，再无下文。

新中国在1951年颁布《监狱管理暂行规定》，强调“管教并举”，对战犯、汉奸一律实行劳动与学习结合的改造。陈璧君身体每况愈下，狱方让她搬到通风的单人间，配备护士。有人质疑“宽大”是否合适，负责干事只说一句：“政策有度，既要惩前，更重在治后。”这番话日后被抄录进她的监狱笔记。
1953年秋，医院病房里，她第一次对管教谈到“看错了形势”。对方劝她写自白书，她皱眉良久，最终落笔。自白书中大段回忆重庆、东京的谈判细节，也承认“个人判断失误，导致民族巨大创痛”。字里行间仍难掩自尊，批注密密麻麻，像是在与过去的自己辩论。

1959年2月，病情急转直下。医生建议转送华东医院，狱方批准。但她拒绝：“不必折腾，我留在提篮桥就好。”同年6月初，她口授给狱医数封信，托人递给海外子女。最后一封不足百字：“汝等记念国家恩德，谨遵法律，力避虚名，母此嘱。”字句平实，没有往昔锋芒。
6月17日晨，梅雨方歇，守夜护士发现她脉搏已停。骨灰按家属要求寄往香港，上海方面只留下一纸病历：女性，68岁，死因为肺源性心脏病。档案袋里，还有那份略微发黄的自白书，首页空白处写着一句评语：“道路自己选择，不可逆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