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冬，周恩来去世已近一年，邓颖超亲自致电报社指出报导中几件事存在不正确之处
1967年7月的一个午后，钓鱼台国宾馆里送来几块冒着热气的萝卜丝饼。邓颖超放下文件，抬头问服务员：“小李，这饼是厨房剩余的吗？”对方支吾片刻，她立即补上一句：“若是给外宾准备的，请登记扣款，规矩不能破。”这件小事后来被工作人员私下称作“几块饼的教训”，却准确勾勒出她那种寸步不让的认真。
这种认真，在1976年底重新亮相。距离周恩来离世已近一年，人民日报准备刊发一篇长文，以示追思。手稿送到西花厅，邓颖超翻了几页，拨通编辑部的电话。话筒那端刚说“请您审阅定稿”，她便直接指出：“有几件事不对，得改。”

先改西安事变。1936年12月，张学良扣押蒋介石，周恩来赴陕调停。手稿里写蒋介石“抱头痛哭请求合作”，邓颖超摇头：“他没哭，连表情都很硬。哭这个字别留下。”她记得清清楚楚，两党缠斗多年，场面固然紧张，却远不到痛哭流涕。
第二处是李少石之死。1945年10月，周恩来在重庆谈判，秘书李少石夜晚外出被流弹击中身亡。有人揣测暗杀，稿子也写成了“蓄意谋害”。邓颖超放缓语速，“那是意外枪击，莫给周恩来增添无谓传奇。”电话另一头沉默数秒，才传来“明白”的回应。
谈到红岩，手稿说周恩来“天天下矿井与工人同劳动”。她轻声纠正：“在曾家岩办公的时间占多，他去井下只能算体验而非常态。”编辑急忙记录，担心漏字。邓颖超补了一句：“劳动光荣，不必硬凑。”

最后是大寨。周恩来曾三次去昔阳县，其中1973年陪同墨西哥总统夫妇时邓颖超同行。手稿则写成“夫妇并肩访问大寨三回”，她笑了笑：“前两次我没去，写多了显得凑热闹。”
四处修改，语气平缓，却字字带钉。编辑们挂断电话，重排版面，用红笔在页边标出“经邓颖超同志核实”八个字。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校对，更像一堂史实课。

回头看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北京医院病房的心电监护仪归于平线，78岁的周恩来终于停下了奔忙。邓颖超当时正在西花厅准备新年慰问信，匆匆赶到只见冰冷床榻。她对中央提出三点：骨灰不留、纪念从简、追悼不铺张。然而全国的情感洪流难以抑制，1月11日那天，长安街两侧自发排起送别人群，黑纱脱销，夜里寒风也裹不住哀声。1月15日，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礼宾人员按她的意愿删去一切浮华，骨灰后来被飞机撒向大地。
为什么她如此坚持？知情者常引用周恩来一句话：“历史要讲分寸。”他生前审阅文件，常在夸张处打叉，批一句“请删，免过火”。邓颖超与他并肩走过半个世纪，很清楚“分寸”两字比任何溢美都可贵。正因如此，她宁愿在周年纪念前夜花两小时改稿，把虚饰剔掉，也不让后人误读。

电话修改完成后，人民日报按原定日期刊出文章。读者看到的是平稳朴实的叙述，没有觥筹交错的传奇，没有离奇戏剧的桥段，却多了几分经得起推敲的真实性。有人感叹“字里行间像周总理自己说话”，其实那正是邓颖超想要的效果——让语言回到事实，让纪念靠近本质。
许多年后，曾参与那次改稿的编辑对朋友回忆，当晚合上铅字时突然想起邓颖超的吩咐：“纪念是给后人看的，更是给历史留底。”他感到肩头有股重量，也暗自庆幸，那几声电话铃没有被忽略。